《周易》为群经之首，但其创作时代和作者，近代以来，却颇有争议。我以为，从早期文献的记载和《周易》卦爻辞本身或许能找到答案，是为本次讲座的缘起。
廖名春 曲阜师大孔子文化研究院特聘教授，清华大学历史系长聘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先秦典籍和出土文献、中国思想史的研究和教学。著有《周易研究史》《周易经传与易学史新论》《周易经传与易学史续论》《帛书周易论集》《周易经传十五讲》《〈周易〉真精神——六十四卦卦爻辞新注新释》《孔子真精神——〈论语〉疑难问题解读》《荀子新探》《郭店楚简老子校释》《中国学术史新证》等书，在《历史研究》《哲学研究》《文史》《汉学研究》等中外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近300篇。
《周易》作者是谁
《周易·系辞传》说：“《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当文王与纣之事邪？是故其辞危。”帛书《衷》篇所载“子曰”则作：“《易》之用也，殷之无道、周之盛德也。恐以守位，敬以承事，智以避患。□□□□□□□□文王之危智，史说之数书，孰能辩焉？”这一段话翻译过来就是：“《周易》之面世，正反映出殷纣的无道，周文的盛德。文王以恐守位，以敬承事，以智避患……这是文王危惧之时的智慧，而史官们喜欢的筮占之书，又怎么能分析明白呢？”帛书《要》篇载孔子对其弟子子贡说：“文王仁，不得其志，以成其虑。纣仍无道，文王作，讳而辟咎，然后《易》始兴也。予乐其智之，自[此，令]之自[出]也。予何安乎事纣乎？”明夷卦《彖传》也有：“内文明而外柔顺，以蒙大难，文王以之。”
这些先秦文献的记载，一致强调《易》之兴，在“殷之末世、周之盛德”，作《易》“当文王与纣之事”，“文王仁”，“纣仍无道”，文王处危避祸，而“《易》始兴”。这也就是说，《周易》的产生，出于周文王。
在此基础上，《史记·太史公自序》总结为：“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其《周本纪》也说：“西伯……囚羑里，盖益《易》之八卦为六十四卦。”《淮南子·要略》则说：“今《易》之《乾》、《坤》，足以穷道通意也，八卦可以识吉凶、知祸福矣，然而伏羲为之六十四变，周室增以六爻。”
以孔子为代表的“文王作《易》”说从《周易》卦爻辞本身能否得到支持，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自古以来，人们多有讨论。
唐人孔颖达《周易疏》指出：验爻辞多文王后事。案升卦六四“王用亨于岐山”，武王克殷之后始追号文王为王，若爻辞是文王所制，不应云“王用亨于岐山”。又明夷六五“箕子之明夷”，武王观兵之后，箕子始被囚奴，文王不宜豫言“箕子之明夷”。又既济九五“东邻杀牛不如西邻之禴祭”，说者皆云西邻谓文王，东邻为纣。文王之时，纣尚南面，岂容自言己德受福胜殷？又欲抗君之国，遂言东邻西邻而已。
后人对此续有考证，认为晋卦卦辞“康侯用锡马蕃庶”，说的是周初武王弟卫康叔之事。（见顾颉刚：《周易卦爻辞中的故事》）如此说来，《周易》卦爻辞的时间下限就到了成王时。
如何解决《周易》卦爻辞有文王身后事与文王作《易》说的内在矛盾？孔颖达《周易疏》提出：《左传》韩宣子适鲁，见《易象》云：“吾乃知周公之德。”周公被流言之谤，亦得为忧患也。验此诸说，以为卦辞文王，爻辞周公。马融、陆绩等并同此说，今依而用之。所以只言三圣，不数周公者，以父统子业故也。案《礼稽命征》曰：“文王见礼坏乐崩，道孤无主，故设经礼三百，威仪三千。”其“三百”“三千”即周公所制《周官》《仪礼》，明文王本有此意，周公述而成之，故系之文王。然则《易》之爻辞，盖亦是文王本意，故《易纬》但言文王也。
孔颖达的卦辞文王、爻辞周公说能解决“爻辞多文王后事”的问
题，但并不能解决卦辞也有文王后事的问题。所以，此说并不能令人信服。但“父统子业”说，与《淮南子·要略》的“周室增以六爻”说却可相通。所谓“周室”，不仅指周文王，应该说也包括周公在内。《论衡·正说》篇有“文王、周公因彖十八章究六爻”说，也是认定《周易》卦爻辞的制作者为周文王、周公。
作者父子不分，或者以父代子，或者以子代父，这是古人的习惯。比如历代都说《史记》是司马迁之作，但我们读《史记·太史公自序》，知道其实它是司马谈、司马迁父子之作。说是司马迁之作，则是以子统父了。
“父统子业”说将《周易》卦爻辞的作者由周文王扩大到周公，或“周室”，可以解决《周易》卦爻辞有文王后事的矛盾；以文王作为“周室”的代表或文王、周公的代表，这也是合乎情理的。说周公参与了《周易》卦爻辞的制作，从史籍记载来看，很有可能。
《左传·文公十八年》记季文子使太史克对鲁宣公说：“先君周公制周礼。”《国语·鲁语》说：“若子季孙欲其法也，则有周公之籍矣。”《论语·为政》载孔子语：“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八佾》篇也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孔子论及周礼，每每与周公相联系。正因如此，所以《述而》篇他说：“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孔子所说的损益殷礼，“监于二代”的不是别人，正是周公。《周易》一书载于《周礼·春官》，为太卜所掌。周公制礼作乐，对《周易》的卦爻辞作了改编加工，完全有可能。
所以，孔子的“文王作《易》”说，是难以否定的。孔颖达的“父统子业”说以文王为文王周公父子的代表不失为一种合理的解释。从《周易》本经和先秦、两汉的文献记载看，周文王囚于羑里时，可能对六十四卦的卦序做了一定的编排，以至形成了今天通行的卦序，这是所谓“演”；文王又将六十四卦系以一定的卦辞和爻辞，这是所谓“增”；文王所系之卦爻辞，后来又经过以周公的改编、加工，最后形成《周易》本经，也就是六十四卦的卦爻辞。
“高宗伐鬼方”记录了什么
文王、周公父子作《易》说，在《周易》卦爻辞里是说得通的。《周易》卦爻辞不但有系统的周人早期故事，更详于文王拘羑里而反商的记载，当是明证。
我们先看既济卦九三爻辞“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
这里的“高宗”，从西汉淮南王刘安、三国虞翻起，人们就认定指的是“殷王武丁”，几无异议。但殷高宗武丁是公元前1250年至公元前1192年时人，而周人先祖中，与“戎”人斗争最著名者，应该是王季。《太平御览》卷八三皇王部：“《纪年》曰：武乙即位，居殷。三十四年，周王季历来朝，武乙赐地三十里，玉十瑴，马八匹。”《后汉书·西羌传》注：“《竹书纪年》：武乙三十五年，周王季伐西落鬼戎，俘二十翟王也。”“《竹书纪年》曰：太丁二年，周人伐燕京之戎，周师大败也。”“太丁四年，周人伐余无之戎，克之。周王季命为殷牧师也。”“太丁七年，周人伐始呼之戎，克之。十一年，周人伐翳徒之戎，捷其三大夫也。”因此，此“高宗”当为周人之高宗，应该指王季。
这一认识，在未济卦九四爻辞可以得到印证。所谓“贞吉，悔亡。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赏于大国”即“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赏于大国，贞吉，悔亡”，是说：震用讨伐鬼方多年，功成受到大国的赏赐，必定吉利，没有什么后悔的。
“大国”当为“大邦”，指商，此时周人尚臣服于“大邑商”。“贞”，定也，必也，当为语气副词。“伐鬼方”多年而成功，受到“大邑商”的赏赐，“贞吉”，必定是吉利，必定是“悔亡”。这些都好理解。不好说的则是“震用”。
从“有赏于大国”来看，“伐鬼方三年”的高宗，不可能是殷高宗武丁。武丁为“大邑商”之王，他“伐鬼方三年”而成功，怎能“有赏于大国”？既然“有赏于大国”，就必然是较“大邑商”小的邦国，臣服于商的邦国。这一点，我们从“震用”的释读中可以得到支持。
关于“震用”，歧解颇多。或训“震”为雷，为动；“用”，以也。“震用伐鬼方”，以雷霆之势讨伐鬼方。或以“震”为人名，指周伯或周臣。王玉哲先生则认为此“用”字为“周”字之讹。《说文·口部》“周，密也，从用、口。”甲骨文、金文中的“周”字大都无“口”，即成了“用”字。“震用”即震、周两个小国。“震”当读作“岐”。吕祖谦《音训》：“震字，晁氏曰：《汉名臣奏》作‘袛’。”而《周易·复》卦“无袛悔”陆德明《释文》云：“袛，九家本作 。”原因是“袛”与“祇”形近而混，而“祇”与“ ”音同。因此“震”，本当作“岐”。“震用”，当作“岐周”。
“岐周”之称，文献习见。周人从古公亶父起就居于岐山之下，其称为“岐周”，非常自然。《吕氏春秋·慎大览·贵因》：“武王使人候殷，反报岐周曰：‘殷其乱矣。’”此即是以“岐周”称周人。
因此，未济卦九四爻辞的“震用伐鬼方”即“岐周伐鬼方”，也就是周人伐鬼方。此周人为谁呢？从既济卦九三爻辞“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来看，当即“高宗”。此“高宗”不可能是殷高宗武丁；如果是殷高宗武丁，未济卦九四爻辞则不能称之为“岐周”。因此，此“高宗”当为周人之高宗无疑。
《史记·周本纪》不见周代庙号。或曰起源于商朝的庙号，周朝并没有延用。也有说周人已有庙号，至于“七庙”分别为谁，则有异议。
《白虎通义》卷十二《宗庙》曰：“周以后稷、文、武为七庙，后稷为始，与文王为太祖，武王为太宗。”但此说并不完全可信。
《国语·周语下》：“岁之所在，则我有周之分野也。月之所在，辰马农祥也，我太祖后稷之所经纬也。”《礼记·王制》：“天子七庙，三昭三穆，与太祖之庙而七。”郑玄注：“太祖，后稷。”都是以后稷为周之太祖。
《诗·鲁颂·宓宫》：“后稷之孙，实维大王，居岐之阳，实始剪商。至于文、武，缵大王之绪。”《史记·周本纪》说：“古公亶父复修后稷、公刘之业”，“古公卒，季历立”，“公季修古公遗道”，“(文王)追尊古公为太王”。古公避戎徙周，实现了由西戎向华夏的巨大转变，周人尊之为“太王”，疑即太宗。
1936年时徐中舒先生指出“震用伐鬼方”当是《竹书纪年》记载的周王季历伐鬼戎之事，杨宽先生采纳了此观点。而后方诗铭、王修龄《竹书纪年辑证》说同。既然“伐鬼方”是“周王季历伐鬼戎之事”，则“岐周”之“高宗”为季历，殆无疑义。
这是它书未载的周先祖的一个重要故事。
“帝乙归妹”记载的商周大事
泰卦六五爻辞和归妹卦六五爻辞关于“帝乙归妹”的记载也是周先祖历史上的一件大事。
泰卦六五爻辞“帝乙归妹，以祉。元，吉”，是说：商王帝乙下嫁公主，（人皆）以为福庆。（其实要）善为处理，才能吉祥。
“帝乙”，商王，名乙，商纣王的父亲。“归妹”，嫁女。此指帝乙下嫁公主给周文王。“以”，以为，认为。王引之《经传释词》卷一：“以，犹谓也。”《左传·昭公二十五年》：“（公）告臧孙，臧孙以难；告郈孙，郈孙以可，劝。”“祉”，福，福庆。“元”，善，此指善为处理，与人为善。
“帝乙归妹”之事《诗·大雅·大明》也有记载：“文王初载，天作之合。在洽之阳，在渭之涘。文王嘉止，大邦有子。大邦有子，伣天之妹。文定厥祥，亲迎于渭。造舟为梁，不显其光。有命自天，命此文王。于周于京，缵女维莘。长子维行，笃生武王。保右命尔，燮伐大商。”这是说：文王年轻时，皇天给他好姻缘。文王迎亲到洽水北，就在那渭水河岸边。筹备婚礼喜洋洋，殷商有位美丽的姑娘。殷商这位美丽的姑娘，长得就像那天仙一样。卜辞表明婚姻很吉祥，文王亲迎来到渭水旁。造船相连作渡桥，婚礼隆重很荣光。上天有命从天而降，降给这位周文王。在周原之地京都之中，又娶来莘国姒家姑娘。长子虽然早离世，幸好还有武王生。皇天保佑命令他，前去袭击讨伐那殷商。
“大邦商”“帝乙归妹”，周人虽然以为福“祉”，但“帝乙”所“归”之“妹”并没有做到“元”，并没有处理好跟周人的关系。何以见得？文王又“缵女维莘”，续娶了莘国的姒姓女子，而且在“长子维行”，长子伯邑考去世后，这位莘国的姒姓女子“笃生武王”，又恰好生下了周武王。于是，情况就变化了。这一点，从下面这条爻辞可以得到印证。
归妹六五爻辞“帝乙归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月几望，吉”，这是说：商王帝乙将公主下嫁，但后来公主作为正室的服饰却不如其侧室的优良；月亮已经由盈转缺，吉祥。
这里的“君”，指天子、诸侯之妻，也称君夫人。《诗·鄘风·鹑之奔奔》：“人之无良，我以为君。”毛传：“君，国小君。”孔颖达疏：“夫人对君称小君，以夫妻一体言之，亦得曰君。”“袂”，衣袖。这里代指衣饰。“娣”，同嫁一夫为侧室之女弟。此指侧室，也就是如夫人。“良”，善，这里指衣饰华美。
“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表面是讲正妻的衣饰不如侧室华美，实质是说“帝乙”所“归”之“妹”作为正妻在文王那里失宠了，而侧室则得势了。这也是《诗·大雅·大明》所谓“缵女维莘”，作为侧室，“笃生武王”，声势高涨所致。
如何看待这一变化呢？爻辞借天道以明人事，要大家正确对待。
“几”，读为“既”。帛书《易经》本、陆德明《释文》引荀爽皆作“既”。“既”“几”声同韵近，故可换读。“望”，月相名。《释名·释天》：“望，月满之名也。”农历每月十五日（有时是十六或十七日），地球运行到太阳和月亮之间。当太阳从西方落下去月亮正好从东方升上来的时候，地球上看见的月亮呈圆形，这种月相叫“望”。“月几望”，又见于小畜卦上九爻辞、中孚卦六四爻辞。王辉认为：“当以‘既’为正字，‘几’为误字。‘既望’乃西周金文习见之月相术语，指每月十六日至二十二、三日，周原甲骨所见者还有‘既吉’（H11：54）、‘既魄’（H11：13）、‘既死’（H11：55）等，字均作‘既’而不作‘几’，子夏、京房作‘近’，是取义于‘几’，亦误。”（王辉：《马王堆帛书〈六十四卦〉校读札记》），李学勤先生也在《静方鼎补释》中说：“静方鼎铭‘月既望’，即《周易》经文的‘月几望’。裴学海《古书虚字集释》卷五云：‘《易·归妹》月几望，荀本几作既’，两字相通。‘月既望’就是‘既望’。”
帛书《昭力》认为，此条爻辞是讲“处（主）女之义”，女主的为人之道。这说明妻妾的地位不是一成不变的，“其娣”有德胜过“其君”，就像月相有盈有缺一样正常，也应视之为“吉”。《荀子·王制》篇说：“贤能不待次而举，罢不能不待须而废……虽王公士大夫之子孙也，不能属于礼义，则归之庶人。虽庶人之子孙也，积文学，正身行帛书说卦传第三章，能属于礼义，则归之卿相士大夫。”家庭里妻妾之道也应如此。
值得注意的是，爻辞所言文王之家事，其实是商周两国关系变化之反映。周人力量弱小之时，臣服于“大邑商”，“帝乙归妹”自然视之为“祉”。周人力量逐渐强大起来，要与商人争夺天下之时，“帝乙”所“归”之“妹”在周人那里必然地位下降。
“文王拘羑里”所记录的历史细节
文王拘于羑里，是商周关系上的一件大事。随卦上六爻辞、升卦六四爻辞、坎卦六四爻辞、坎卦上六爻辞，都是反映这一故事的。
随卦上六爻辞“拘系之，乃从维之，王用亨于西山”，据上海博物馆藏楚简《周易》当作：“系而拘之，纵乃之，王用亨于西山。”是说文王被商纣王拘押幽禁，释放后产生了背离之心，因而在岐山设祭（出师反商）。
“拘”，拘捕、扣押。“系”，捆绑，缚系。“拘系之”，依楚简本当作“系而拘之”。
“乃从”：当依楚简本作“从乃”。“从”，读为“纵”，释放。“维”，意为有二心。
“亨”，读为“享”，享祭。“西山”，当指岐山。阜阳汉简本作“支山”。岐山在镐京之西，故称西山。周族古公亶父曾率众自豳迁于山下周原，筑城作邑。后成为周人伐商的根据地。“王用亨于西山”，指文王在岐山设祭出师。
《史记·周本纪》记载，文王被赦归周，先后“伐犬戎”“伐密须”“败耆国”“伐崇侯虎”。“王用亨于西山”，当指这些战事。
升卦六四爻辞“王用亨于岐山，吉，无咎”也是讲这一故事，并且肯定了文王的这一行为，认为是吉利，没有咎害。为什么？因为周人眼中文王反压迫，是正义之师，得天下之人和，自然“吉”而“无咎”。
坎卦六四爻辞“樽酒，簋贰，用缶，纳约自牖，终无咎”，是说：一杯淡酒，两簋粗食，用瓦缶盛物，文王在羑里遭受的待遇如此简陋，但最终还是没有咎害。
“樽”，木制的酒器。“樽酒”，杯酒，形容酒少。“簋”，盛黍稷的食器。“簋贰”，两簋食物，形容食物少。“缶”，瓦器。“用缶”，用瓦缶盛物。
“纳”，收纳、接受、遭受。“约”，简约，此指“樽酒，簋贰，用缶”这种简陋的饮食待遇。“自”，于。“牖”，即牖里，殷狱名。通“羑”。“纳约自牖”，文王在牖享受简陋的待遇，这是文王拘于羑里的委婉说法。
“终无咎”，指文王终于走出坎险，从羑里脱险而出。其事情之始末，《史记·殷本纪》中有记载：“九侯有好女，入之纣。九侯女不喜淫，纣怒，杀之，而醢九侯。鄂侯争之强，辨之疾，并脯鄂侯。西伯昌闻之，窃叹。崇侯虎知之，以告纣，纣囚西伯羑里。西伯之臣闳夭之徒，求美女奇物善马以献纣，纣乃赦西伯。西伯出而献洛西之地，以请除炮格之刑。纣乃许之，赐弓矢斧钺，使得征伐，为西伯。……西伯归，乃阴修德行善，诸侯多叛纣而往归西伯。”
坎卦上六爻辞“系用徽纆，寘于丛棘，三岁不得，凶”，这是说：被绳索捆缚，囚禁在监牢，多年不能解脱，凶险。
“系用徽纆”，系以徽纆，以徽纆系。“徽纆”，绳索。三股曰徽，两股曰纆。
“寘”，安置，安放，引申为囚禁。“丛棘”，九棘、棘木，王之外朝，司寇审理狱讼之处。此指监狱。
“三岁不得”，多年不能解脱。《左传·襄公三十一年》载北宫文子说：“纣囚文王七年。”贾谊《新书》说：“文王桎梏于羑里，七年而后得免。”可见文王当时被拘时间应在“三年”以上。此“三年”当为虚指。
太史公只说“纣囚西伯羑里”，但文王在羑里的待遇如何，关押了多久，太史公并没有详说，坎卦六四爻辞与上六爻辞不但补充了文王拘于羑里的生活细节，还点明了大致时间，非常珍贵。
这两条爻辞并没点出文王之名，但从细节的描写来看，作为文王本事信而有征。帛书《要》篇孔子说：“文王仁，不得其志，以成其虑。纣仍无道帛书说卦传第三章，文王作，讳而辟咎，然后《易》始兴也。”明夷卦《彖传》也说：“内文明而外柔顺，以蒙大难，文王以之。”这两条爻辞就是具体的注脚。
小结
《周易》上述八条爻辞，给我们介绍了周先祖王季“伐鬼方”的故事、文王的婚姻、文王拘于羑里的生活以及文王兴兵反商的原因。这里的有些内容是我们熟知的，有些则是我们习焉不察而为史家失载或误读的重要事件。
王季任周方邦君四十年，在帝乙的扶持下伐戎有大功，获封西伯，奠定了周在西土的显赫地位。既济九三与未济九四爻辞载其“伐鬼方”之事，非常具有典型性。
文王前十一年致力于伐戎、和诸侯；被囚七年，以宣誓效忠与行贿获释；获释后“受命”七年，替商王伐叛邦，壮大了周。泰卦六五爻辞、归妹六五爻辞记载他婚姻的变化，反映出商周关系的变质；坎卦六四爻辞、坎卦上六爻辞描写了文王拘于羑里的生活，将文王的蒙难细节化了，表现出周人对受迫害的记忆刻骨铭心；随卦上六爻辞、升卦六四爻辞不但记载了文王兴兵反商，更重要的是揭示了其起兵是因为商纣王欺压太过，文王不得不反。从这种叙述立场来看，显然是周人特别是“周室”的口吻。
武王继承了文王的事业，其继位第四年率先发难灭商。这么一个重要的人物，《周易》卦爻辞竟没有反映。这正证明了孔颖达“父统子业”说的合理性。推想“制礼作乐”的周公在修订文王所作《周易》卦爻辞时，虽有一定程度的补充改进，但还没来得及加进武王的故事并对卦爻辞做大幅度的改写。因为毕竟是文王“拘羑里”而“演《周易》”，以周公为代表的“周室”不能不有所考虑。
说《周易》卦爻辞为文王、周公为代表的“周室”，也就是周人所作，我们从履卦卦辞及六三爻辞中也能得到一定的支持。履卦卦辞说：“履虎尾，不咥人，亨。”其六三爻辞说：“眇能视，跛能履，履虎尾，咥人，凶：武人为于大君。”陆德明《释文》：“咥，啮也。马云：龁。”《说文·齿部》：“龁，啮也。”至今陕西方言称“吃饭”为“咥饭”。从“咥人”说来看，《周易》卦爻辞的作者肯定是周人。这跟孔颖达“父统子业”之说也是相吻合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