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就军人而言，如何行？从哪里行起？走向哪里去？这是读者关心的。
王：《易经》告诉我们四个字：果、俭、律、谦，即行于果、始于俭、守于律、成于谦。《蒙卦?象传》说：“君子以果行育德”，即君子要“言必信，行必果”，以果敢的行动来培育良好品德。为什么修德要有果敢精神呢？一是经验表明：恶人之恶易，恶己之恶难。如果说讳疾忌医，莫过于讳人格之疾、忌道德之医了，故有“知易行难”之说。二是道德生态环境的影响：在“事修而谤兴，德高而毁来”、“老实人吃亏”的环境里，道德之行往往要付出精神和利益双重牺牲的代价。所以，“育德”之“行”，非“果”不能。
记者：说到“俭”，想起《左传》中的故事：鲁庄公命人在庙堂的柱子上涂红漆，在椽子上雕花纹，大夫御孙却认为这是奢侈之举，他说了一句千古箴言：“俭，德之共也；侈，恶之大也。”这说明“俭”是百德共有之根基，有德者皆从俭中来；“侈”则反其道。
王：这是对《易经》“俭德避难”的最好注脚。《易经?否卦》的《象传》说：“君子以俭德辟难，不可荣以禄。”就是说，君子要以养节俭之德性避灾免难，切不可以功名利禄为荣。《节卦》说“甘节吉”、“安节亨”，是说乐于节俭就能吉祥，安于节俭就能亨通；该卦《象传》又说：“苦节贞凶，其道穷也”，意思是说以节俭为苦者，卜测必有凶兆，必然要走向穷途末路。所以说，俭德方能避凶难，奢侈难免遭祸殃。老子的《道德经》之所以视“俭”为立身处世的三大法宝之一，其义理就在于此。
记者：唐代诗人白居易在《草茫茫》中说：“奢者狼藉俭者安，一凶一吉在眼前”；晚唐诗人李商隐在《咏史》中也无不感叹地说：“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破由奢”。为什么会有“奢者凶、俭者安”的因果效应呢？
王：这是历史经验的总结，也是人生演化逻辑的昭示。北宋司马光撰《训俭示康》说：“夫俭则寡欲，君子寡欲，则不役于物，可以直道而行；小人寡欲，则能谨身节用，远罪丰家。”反之，“侈则多欲，君子多欲则贪慕富贵，枉道速祸；小人多欲则多求妄用，败家丧身；是以居官必贿，居乡必盗。”古今一理，由失俭德走上人生穷途、家境败落、政坛末路的不见其少。作为革命军人，若能以艰苦奋斗为荣、为乐，小则可以利己利家利亲，大则可以利军利国利民。
记者：艰苦奋斗和严守纪律都是我军的军人道德规范，立德修身既要从俭做起，还要有纪律保障。您在《史略》中，曾将《易经》中的军纪问题作了概括，能在这里给读者进一步展开解读一下吗？
王：《易经?师卦》说：“师出以律，否藏凶”。否藏即“不好”之意。该卦《象辞》解释说：“师出以律，失律凶也”。“师”就是军队。是说军队必须有纪律，失律必然招凶险。一般说来，执行纪律有两种情形：一是建立在刚性强制基础上的纪律；二是建立在自知自觉基础上的纪律。前者属于他律之“律”；后者才具有真正道德意义。对军人武德修养来说，纪律是把他律规范内化为自律的重要途径。所以，“守于律”既是军人武德要求，又是军人养成良好徳性的重要保障。
记者：您在《史略》中还告诉读者：明代抗倭名将戚继光教育部下时，提出的“古之大将，惟谦善终”、修身之行贵在“成谦德”之说，缘于《易经·谦卦》的义理。“惟谦善终”和我们常讲的“满招损，谦受益”，应是同理。
王：“满招损，谦受益；终日乾乾，自强不息”，这是陈毅为自己写下的座右铭。这些都是《易经》讲的道理。《易经》的《谦卦》象征谦虚卑退、吉祥亨通之意，是六十四卦中唯一无凶辞的“全吉卦”，它告诉人们，只要依“谦”而行，必能大吉。如卦辞说：“谦，亨，君子有终”，是说有谦德之人万事皆能亨通，君子行谦德能善守善终。所谓“谦德”，就是谦虚卑让之德。老子说“上德若谷”，谷虚纳百川，源丰流水长。所以古今修身皆以“谦”为上。戚继光依据《谦卦》义理阐发说：“有功能忘，有劳不伐，谓之谦；取人为善，收服人心，谓之虚。”并谆谆告诫部将下属，“《大易》惟谦卦无凶辞”，“成谦德”是“全身完名”之“上计”；要视“辛勤劳苦”、“立功建业”为职分所当然等。此论未必无瑕，但其要义是值得借鉴的。
记者：“团结出战斗力”，已成为治军用战的一条铁律。我感到，在团结和谐方面《易经》有诸多精神资源，对培养军人健康品格，加强军队内外团结，有一定借鉴价值。
王：有一成语叫“同心断金”，即出自《易经·系辞上》的“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同心之言，其臭如兰”，它告诉我们，团结心齐力量大，和谐心语香如兰。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在团结和谐的群体中，就可以取得一加一大于二的理想效果。二人同心，就可以断金，那么百人、千人、万人同心呢？其合力之大就不可估量了。这是讲团结的重要性。
记者：军队是一个由来自五湖四海的成员组成的战斗群体，每个人的生活习俗、文化结构、价值取向、社会关系等各不相同，这些个性与军事集体、个性与个性之间的关系如果处理不好，都会成为部队团结和谐的障碍。因此，更需要加强军人“同心断金”精神品格的培育。
王：关于培育军人团结和谐品格，从操作层面说，《易经》的启示主要有两大方面：即“保合太和”、“厚德载物”。前者是目标和方向，后者是为实现目标所需要的人格保证。“保合太和”一词出自《乾卦·彖传》：“保合太和，乃利贞。”“太和”亦作“大和”，是指宇宙自然、人类社会的大和谐；“利贞”就是大吉大利。就是说，只有保持符合“大和谐”的发展之道，才能赢得大吉大利。一个国家、一个团体、一支军队等都是如此，只有善于营造团结和谐人文环境，建立“同心断金”的人际关系，才能为自身创造良好的生存发展空间，也才能赢得更快更好的发展进步。
记者：营造团结和谐的人文环境，就军人个体而言，需要培养“厚德载物”的气质和胸怀，为增强部队团结和实现个人发展进步奠定理想的人格基础。
王：“厚德载物”出自《易经·坤卦·象传》的“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大地之博厚，载物育民，一成万类之母体，故有山川秀丽，物种繁茂，生机勃勃之景象。国学大师梁启超申明“厚德载物”的大义：“君子接物，度量宽厚，尤大地之博，无所不载。责己甚严，责人甚轻。”人生修养达到如此境界，就能营造出团结和谐的人际关系。
记者：有一种观点认为：距离产生美，人与人之间要保持距离；靠得越近，彼此看对方缺点就越多，就越难搞好团结。这和我们讲的亲密无间的战友情、同志爱的观念有一定差距。
王：是的。“亲密无间”就不是若即若离。在人际关系上，对于有些人来说，之所以“距离产生美”，是因为他（她）还没有达到“厚德载物”的修养境界，缺少容人容事的宽厚度量。不可否认，长期生活工作在一起，难免会生出一些躲避不了的磕磕碰碰、是是非非、恩恩怨怨。不过，只要严于责己，轻于责人读易经系辞下的疑问，就能化解矛盾，促进团结。另一方面也应看到，距离越近，对对方的优点长处也应是看得越多、越清楚。多学人之长，少论人之短，这不是既有利于自身进步，也有利于团结同志吗？但是，对朋友、同志缺点错误“少责”、“轻责”，不是绝对地“不责”。有的缺点错误如果有碍于对方进步、群体团结的，给以善意的批评提醒，也是厚德泽人、利群的表现。正如陈毅元帅所言：“难得是诤友，当面敢批评。”有的同志把“老好人”当作“厚德”的榜样，这是一种误读。
记者：“厚德载物”的品格，对于领导者来说更为重要。因为这不只是个人私德问题，而是关系到一个单位能否形成合力，能否率下服众的“政德”、“将德”要求。
王：确实是这样。《易经·师挂》说：“师贞，丈人，吉，无咎”。“丈人”是指德高望重的人。就是说，正义之师，有德高望重的领军人物统帅，才会吉利而无过失。可见，对领导者的厚德诉求要求更高。从有利于团结视角看，主要是：宽宏大度、不计私怨，忠厚诚信、正义公平，虚己受人、从善如流，不私亲贵、不遗卑小……不过，经验告诉人们，位高与德厚未必都能成正比，出现二律背反的现象也不少见。这是影响稳定、妨碍团结和谐的重要因素，很值得警惕。
记者：忧患意识是一个国家、民族使命感和危机感的动力之源。许多学者认为，《易经》是一部饱含忧患意识的著作，忧患意识是《易经》的基本精神。
王：确实是这样。《易经·系辞下》开宗明义指出：“作《易》者其有忧患乎？”又说，“明于忧患与故”，就是说要能认识到忧患所在及忧患的原因。还指出：“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乱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后人据此，将《易经》定性为“忧患之作”。
记者：军人为战争而存在，保卫国家是军人的天职。作为军人，必须常怀国防忧患意识，“安不忘危”，“和不忘战”。
王：《管子·参患》告诫说，“不积务于兵者，以其国予人也”。国无忧患必然疏兵轻武，这是衰亡的先兆。兵法说，“备者，出门如见敌”，只有不忘敌情，长存忧患读易经系辞下的疑问，才能备好战、战则能胜。
记者：孟子说：“生于忧患，死于安乐。”长期的和平环境，往往会淡化人们的忧患意识，滋生贪图享乐之风，淹没国防精神。
王：享乐主义是败坏军风、瓦解斗志的腐蚀剂，是败军亡国“主义”。盛极一时的古罗马帝国，就是在贪图享乐、厌兵废武的军风国风中从地球上消失的。宋太祖赵匡胤“黄袍加身”后的“杯酒释兵权”，重文轻武、扬文抑武，给享乐主义铺就了温床，国富而兵弱，“美酒”最终变成“苦酒”，国防精神窒息在“杯酒”之中，直至南宋偏安一隅，依然是“西湖歌舞几时休”、“直把杭州作汴州”。
记者：面对享乐主义的朝风、军风、国风，岳飞曾无不忧虑感叹：“文臣不爱钱，武臣不惜死，天下太平矣”。
王：大宋王朝最终是被自身的享乐主义倾覆了的。明王朝又重蹈国风军风腐败殇国的覆辙。看那些“庸将败德”之徒，终日里只知“奔趋奉承”，“乞誉求名”，“钻刺应酬”，“既得患失”，“虚空”、“贪饕”等。如此“庸将”治军，岂有不乱军废武之理？正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明之中叶，武备废弛，疆圉有警，大抵鸠乌合以赴敌，十出九败。”
记者：李自成也是被自己的享乐主义打败的。进京后，他和将领们“纷纷然，昏昏然，大家都像以为天下就已经太平了的一样”。仅派了几千兵去镇守山海关，几十万大军却在京城里恣意享乐。
王：满清王朝盛世期“八旗兵”的腐败，同样预兆着大清帝国的没落。当年的八旗子弟，金戈铁马，气吞山河，战无不胜，攻无不克，为大清王朝一统中华，立下了不朽功勋。但是随着和平的到来，这种战斗精神和战力也开始走向终结。八旗子弟们凭借祖宗福荫，领着“月钱”，游手好闲，骄奢淫逸，耽于安乐，奢侈无度，恶习累身，腐化沉沦；至清末，这支八旗兵已经变得腐朽透顶，昔日所向披靡，无坚不摧的铁军，在战场上一触即溃。
记者：历史经验和教训都告诉我们，越是和平时期越要增强忧患意识，做好战争到来的准备。
王：《易经·乾卦》爻辞说：“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厉”为“危”，“乾”本意为“健”，引申为“勉力”、“自强”之意。其意是说，君子要朝夕勤勉、戒惧，不敢稍懈，如临危境，才不会有过失。《易经·系辞下》说：“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恒易以知险”。这就是提醒人们：要从看似平平常常、了无风波的情境变易中，看出四面八方危险重重的境象。总之，“朝乾夕惕”是忧患意识的实践诉求，它警示和要求人们，要朝夕谨慎，兢兢业业，常以危厉自警，谨防不测，以保其无灾无过、立德立业。对于军人来说，要把国防忧患意识付诸实践，转化为行动，就是要以“朝乾夕惕”的精神履行职责，献身使命，为国防和军队建设建功立业。
记者：《易经》是中国文化最古老的典籍，被尊为“群经之首，诸子百家之源”。您在新著《中华传统武德发展史略》中，对《易经》有关军旅修养的思想作了勾玄提要。能否与读者系统地谈一谈《易经》精神对当代军人军旅人生修养的价值？
王：《易经》是兵经之首，兵家思想之源。《汉书·艺文志》说：“《易》道深矣，人更三圣，世历三古。”“三圣”即指伏羲、文王、孔子；“三古”即指上古、中古、下古。“三古”之世，尤其是文王、孔子时代，正值战争频繁的多事之秋，军事活动深刻影响着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因此，军事活动实践必然是《易》文化产生的重要源泉。
记者：晚年的孔子读《易》“韦编三绝”，感叹说：“假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则无大过矣！”自称“五十知天命”的孔子，50岁以后的岁月里还是有“大过”的，这才后悔学《易》晚了。可见，《易经》又是修身之学。
王：是的。由于以《易》占卜数千年，人们对《易经》多有误解。其实，真正的《易》学家从不以占卜迷信为学。先秦思想家荀子说，“善为《易》者不占”；德国哲学家黑格尔说，“《易经》包含着中国人的智慧”。就修身而言，学习《易经》重在修身立业，要在把握“明象位，立德业”的精义。对当代军人来说，就是要明确自身在国防和军队建设中所处的位置和价值担当，从《易经》中吸取有益精神元素，长智慧，少错误，明使命，立功德，使军旅人生更有价值。
记者：《易经》中的“自强不息”、“与时偕行”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核心内涵。
王：《易经·乾卦·象传》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意思是说：天（即自然）的运动刚健强劲，君子处世，也应像天一样，坚定刚毅，奋发图强，永不停息地奋斗。《乾卦·文言》说：“终日乾乾，与时偕行”。“乾乾”是一种自强不息的状态，“偕”是一起一同之意，“与时偕行”也就是“与时俱进”。中国的诸多远古神话、寓言，如夸父逐日、精卫填海、女娲补天、愚公移山、盘古开天地等，无不彰显着自强不息、与时偕行的伟大民族精神。毛泽东就曾用愚公移山精神激励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团结奋斗。
记者：神话是一个民族精神世界的个性张扬。西方有“恐惧创造神”说，但是从中国的主流神话中，我们看到的却是大无畏的改天换地精神，自强不息、与时偕行的永久奋斗精神。
王：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就号召青年发扬永久奋斗精神。他在以《永久奋斗》为题的演说中引用一首古诗说：“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倘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毛泽东由此提出：永久奋斗，就是要奋斗到死。“这个永久奋斗是非常要紧的，如要讲道德就应该讲这一条道德。”《易经》中的自强不息、与时偕行精神，实质上就是永久奋斗的精神，是“非常要紧”的好道德，是革命军人道德修养的重要内容。
记者：自强不息、与时偕行的永久奋斗精神，是一种积极进取的人生观。时间不会停息，自强不能停息。所以，要生命不息，奋斗不止。
王：《易经》之“易”有三种含义：简易、变易、不易。“变易”是《易经》辩证法则的核心。自然、社会无不与时偕行地“变易”着；先进与落后、困难与顺利、失败与成功等，也在不断地转化着。所以军旅人生只有自强不息、与时偕行，才能适应各种变化了的新情况，不负青春，不辱使命，取得新进步，作出新成绩。
记者：任何人的一生都不可能时时事事都顺利得意。那么，在困难、挫折、失败、逆境等背运失意时，要走出困境，《易经》给我们哪些启示？
王：《易经》给我们的最大启示是：坚信和坚持“否极泰来”、“穷变通久”的“变易”法则。“否极泰来”是从《易经》六十四卦中的《否》、《泰》两卦名得来的。“否”是坏的、不顺利的，“泰”是好的、顺利的。“否极泰来”告诉我们，坏运逆境到了尽头、极点,就会向好运顺境转化。坏运逆境是尚未把握好的好运顺境；一旦把握好了，好运顺境就会变为现实。
记者：这就告诉人们，在坏运逆境之时，不要怨天尤人，更不要气馁沮丧，要树立信心，振奋精神，把握“否极泰来”之真义，努力付诸实践，就能变“否”为“泰”，迎来美好人生前程。
王：《易经·系辞下》说，“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这里的“穷”，非指穷富之“穷”，而是尽头、极点之意；“通”指亨通、畅达；“久”即长久、长远，指光明美好的未来。这条法则所揭示的辩证规律是：事物发展变化走到了极限就会发生新的变化，变化就能亨通，亨通就能到达美好与光明的未来。但是由“否”至“泰”、由“穷”至“通”之“变”，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坐地等来的。毛泽东说得好：“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变”是“干”出来、“革”出来的。《易经》有一《革卦》，象征变革、革命。“革”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既需要遵循规律，更需要有坚定不移的勇敢精神付诸行动。总之，只有顺其变化规律努力为之，才能走出困境，达到“否极泰来”、“穷变通久”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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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传统武德发展史略》（王联斌著），军事科学出版社出版。该书收录了中华武德初萌、孙子与中国古代武德文化体系的建构、《春秋》三传中的武德是非之辨、墨子“非攻”说的武德思想、商鞅与商鞅学派的强兵安国之道、《司马法》的军事仁本主义等三十二章内容。该书对《易经》有关军旅修养的思想作了钩玄提要，对古代兵家、兵书中有关《易经》的精神也作了适度引证、引申和解读。
●《文言》曰:元者，善之长也，亨者，嘉之会也，利者，义之和也，贞者，事之干也。君子体仁足以长人，嘉会足以和礼，利物足以和义，贞固足以干事。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贞”。
●子曰：“龙，德而隐者也。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遁世无闷，不见是而无闷。乐则行之，忧则违之，确乎其不可拔，潜龙也。”
●君子以成德为行，日可见之行也。“潜”之为言也，隐而未见，行而未成，是以君子弗用也。君子学以聚之，问以辩之，宽以居之，仁以行之。
●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天且弗违，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
●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圣人乎！
●《彖》曰：至哉坤元！万物资生，乃顺承天。坤厚载物，德合无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
●“直”，其正也，“方”，其义也。君子敬以直内，义以方外，敬义立而德不孤。“直方大，不习无不利”，则不疑其所行也。
●君子黄中通理，正位居体。美在其中，而畅于四支，发于事业， 美之至也！
●“夫妻反目”，不能正室也。“有孚”，“惕出”，上合志也。“有孚挛如”，不独富也。“既雨既处”，德积载也。“君子征凶”，有所疑也。
●君子以遏恶扬善，顺天休命。
●《彖》曰：谦“亨”。天道下济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天道亏盈而益谦，地道变盈而流谦，鬼神害盈而福谦，人道恶盈而好谦。谦尊而光，卑而不可逾，“君子”之“终”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