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界三大宗教中，就思想内容之宏富、理论思辨之细密和学说体系之严整说，当首推佛教。佛教号称八万四千法门，其经书典籍也浩若渊海且多晦涩艰深，读懂弄通已属不易，要把握其“要义”或“大意”更非易事。因此，本章所言之“佛法要义”，充其量只能说是笔者对佛法的一管之见，不当之处，有俟方家。
考诸印度佛教史，释迦牟尼之创立佛教，乃肇端于对现实人生之思考。据史料记载，释氏身为太子时，经常困扰他的，是生老病死问题。其中，“死”的问题尤是他探寻、思考之重心。而他对生、老、病、死四种现象深入思考的结果，是认为人生的种种苦难，其源盖出于人们对五蕴[1]和合之假身的执著。如果人们能够洞察身体本身就是一种因缘而起的假相，放弃对自身的执著，那么，一切苦难也就不复存在了，这也就是解脱。根据这一基本理论，释迦牟尼建立了一整套修行、解脱理论，这就是原始佛教的一些最基本的教义。
就理论而言，“缘起”理论是整个佛教学说的基石。所谓“缘起”，亦即一切诸法、世间的万事万物，都是因缘而起的。因为是因缘而起的，因此都无自性，都只是一种假相，亦即“空”。由于人们不懂得佛教的这一最基本道理，虚妄地执著于自身乃至世间万物，因而有生、老、病、死及求不得种种痛苦。
原始佛教认为，消除痛苦的最根本的途径，就是学习佛法，懂得造成痛苦的原因，遵照佛教所说的方法去修行，这样就能达到解脱的目的。原始佛教把这一切概括为四个字：“苦、集、灭、道”。
“苦、集、灭、道”亦称“四谛”或“四圣谛”，亦即佛教的四个最基本“真理”。
所谓“苦”中国哲学佛家要义，亦即“人生皆苦”、“一切皆苦”。除了以上言及的生、老、病、死外，还有“求不得苦”（即欲望得不到满足之痛苦）、“爱别离苦”（即生离死别之苦）、“怨憎会苦”（即由于种种原因不得不与自己意气不相投者一块儿相处之苦恼）及“五取蕴苦”（由于把五蕴和合之假身执著为真实之存在所造成的种种痛苦）。在原始佛教看来，人生本身就是一个苦海，“苦海无边，回头是岸”，此“岸”也就是佛教所说的“涅槃”或者“入灭”，即“四谛”中的第三谛——“灭”。
当然，要“入灭”，或者说要获得解脱，首先必须弄清楚造成痛苦的原因，这就是“集”。“集”之本意是“招聚”或“集合”，意谓“招致”苦难的原因。原始佛教认为，造成人生痛苦的最根本原因是“烦恼”，而“烦恼”之最大者即“贪嗔痴”“三毒”，或叫“三大根本烦恼”。此外，还有慢、疑、见等诸多烦恼。因烦恼而迷于事、迷于理，此即为“惑”，有了“烦恼惑障”，遂使身口意做不善之业，故有三界轮回之苦。
当然，仅仅懂得造成痛苦的原因还不够，要摆脱痛苦，必须掌握脱离痛苦的方法，此即“道谛”。“道”者，道路、途径之谓，亦即方法。佛教认为，只要依照佛法修行，就能出生死苦海，到涅槃彼岸，进入一种“常乐我净”的境界。
原始佛教所说的修行方法很多，最主要的有“八正道”[2]、“三十七道品”[3]等，后来，这些修行方法又被进一步概括为“戒、定、慧”、“三学”。到了大乘佛教，“三学”又进一步发展为“六度”[4]。
“四谛”法虽然是在原始佛教时期提出来的，但后来成为佛教最基本的教义。考诸佛法，虽号称八万四千法门，然其思想大要和理论旨趣均无逃遁于“四谛”之外，亦即都是在探讨何以人生皆苦以及应该如何修行才能脱离此苦海而进入涅槃彼岸。因此“四谛”法乃是贯彻佛教发展始终的最基本的教义。
除“四谛”外，原始佛教的另一个基本教义是“十二因缘”[5]。与“四谛”法一样，此“十二因缘”也着眼于人生；所不同的是，如果说，“四谛”法主要从“横”的角度或者说从总体方面去探讨人生的本质及其解脱的方法，那么“十二因缘”则从“纵”的角度或者说从每一个具体的有情众生的发展过程来揭示众生之本质——因缘性空，由“悟空”进而求得解脱。
从思想内容说，“十二因缘”把人生看成一个念念不住的过程，这个发展过程又可具体分为十二个阶段，即一切有情众生都起源于“无明”（不懂佛教真理），由“无明”而造作善恶诸业（“行”），由此业力而轮坠“三途”、“六道”，得“五蕴”之身，受种种苦报——此是过去世之业因，导致现在世之苦果（包括“识”、“名色”、“六入”、“触”、“受”五支），此为“过去现在一重因果”。再由现在世之业因（“爱”、“取”、“有”），感未来世之苦果（“生”、“老死”）——此为“现在未来一重因果”。
上述十二个环节，辗转感果，故称为“因”，互为条件，故称为“缘”，合称则是“十二因缘”。任何一个有情识的生命体，在他还没获得解脱之前，都依此因果律，“生生于老死，轮回周无穷”。因此，一切众生实际上只是整个流转过程中的一个环节、一个阶段，并不是一个独立的实体或真实的存在，因此，切不可视人生为真实，虚妄执著。据说释迦牟尼当年就是由“逆观十二因缘”，即从“老死”逆推至“无明”，从而大彻大悟，获得“无上正等正觉”，证成佛果的。
从理论思辨的角度说，此“十二因缘”的理论基础，就是“缘起”理论，亦即一切众生，都是因缘而起、因缘而生的，本身并无自性、自体，因而都是一种暂时之“假相”，亦即是“空”。既然如此，不应该虚妄执著、自寻烦恼，能这样，则可以离烦恼、得解脱。
可以看出，人生问题是整个原始佛教的出发点，其思想归趣则是个人的“解脱”，而借以达到解脱的最根本途径，则是悟解“缘起性空”理论及遵照释迦牟尼所创立的各种修行方法潜心修行。
但是，随着时代的变化，佛教自身也不断发展。原始佛教的修行方法及思想理论逐渐发生了变化，其中最大的变化有二：一，原始佛教追求个人解脱，后来的佛教逐渐注重“慈悲普度”。原始佛教的“佛”——释迦牟尼[6]是一个能仁圣者，所谓“吾在僧数”，说明释迦牟尼也是众比丘之一，差别仅在于他比一般的比丘更有修养、更有德行罢了；但是后来佛教中的“佛”则逐渐变成一种具有“十力”、“四无畏”之“超人”，甚至于是一种恒常遍在，具有超越性、本体性的“法身”。与这种变化相对应，后来的佛教哲学也与原始的佛教哲学颇多异趣：如与追求个人解脱相适应，原始佛教强调的是“人空”，主张“人无我”；而与讲究“慈悲普度”的思想相对应，后来的佛教则进一步提倡诸法皆空，倡“法无我”。这种变化了的佛教，佛教史上通常称为大乘佛教，而把以前的佛教称为小乘佛教。
由于在中国佛教史上占统治地位的是大乘佛教，而大乘佛教中“佛”的本体化导致其思维模式主要是本体论的思维模式，与此本体论思维模式相对应的修行方法也随之发生了带根本性质的变化，即从主张渐修，逐渐发展成提倡“顿悟”。这一切都对中国传统儒学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
至于儒学的主旨，由于人们比较熟悉，故不详加论述。若一言以蔽之，儒学的出发点和落足点都是“人”，以至于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儒学就是“人学”，是一种关于“人”的学问。如果再扩大一点说，儒学在立足于人自身修养的基础上，进一步倡齐家、治国、平天下，亦即“修、齐、治、平”之学。此“修、齐、治、平”四个字，在相当程度上概括出儒学最基本的思想内容。
儒学之注重“人”，肇端于儒家创始人孔子。孔子在中国思想史上的重要贡献之一，就是把当时思想界的视野从“天”转向“人”。作为孔门亚圣的孟子，其思想特点是由一般的“人”，进一步深入到“人性”、“心性”，亦即从修养心性入手，最后达到成贤做圣。以后的儒家基本上循着孔、孟的思路走，即注重修养心性，强调成贤做圣。
当然，个人的成贤做圣还不能说是儒学的最后目的。儒学的最终归趣在于“用世”、“济世”，即治国、平天下。也就是说，“内圣外王”才是儒家的最高境界。
就笔者所见，佛学与儒学的要义和主旨大体如是，往下我们将由此再前进一步，更深入、具体地看看佛、儒两家在思维模式、思想重心、理论归趣等方面之异同，以及在佛教传入中国后，二者之间的相互影响。
注释：
[1] “五蕴”即“色、受、想、行、识”。佛教认为，人的身体是由这五种基本要素构成的，其中，“色”指物理或生理现象，“受、想、行、识”四蕴包括情感、理性、心理、思维等精神现象。
[2] “八正道”指八种正确的修行方法，即正见、正思维、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正定。
[3] “三十七道品”包括“四念处”、“四正勤”、“四神足”、“五根”、“五力”、“七觉支”、“八正道分”。这是对“八正道”的进一步发展。
[4] “六度”即“布施”或曰“檀那波罗蜜”、“持戒”或曰“尸罗波罗蜜”、“忍辱”或曰“羼提波罗蜜”、“精进”或曰“毗梨耶波罗蜜”、“禅定”或曰“禅那波罗蜜”、“智慧”或曰“般若波罗蜜”。
[5] “十二因缘”即“无明”缘“行”，“行”缘“识”，“识”缘“名色”，“名色”缘“六入”中国哲学佛家要义，“六入”缘“触”，“触”缘“受”，“受”缘“爱”，“爱”缘“取”，“取”缘“有”，“有”缘“生”，“生”缘“老死”。
[6] 释迦牟尼的本意即释迦族的圣人。
原载《佛学与儒学（修订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