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在西汉末年传入中国，最初依附于道术。当时黄老之学流行，佛教也被看作是学这成仙的方术。如汉光武帝刘秀的儿子刘英“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把黄老学说和佛教学说等量齐观。两晋南北朝时期，各种思潮纷现，而儒学思潮却呈没落迹象。佛教高僧们通过大量翻译佛经，又从依附于当时极盛的玄学中摆脱出来，使佛学成为中国古代哲学中的主流。随着佛教的兴盛，它与中国传统的思想——儒学的矛盾也越来越尖锐。由于语言、社会观念、哲学观点和政冶态度的差异，这种冲突的激化可以从范缜着「神灭论”和北魏太武帝和北周武帝的两次大规模灭佛得到印证。
面对这种挑战，根据佛教“随缘不变”的原则，佛教思想曾进行适应性的改造，使深受儒学影响的广大民众信仰拥护。这一工作是由汉僧通过着书立说来解释佛经完成的。可以说，佛学实现了中国化。如我国传统的哲学着重经验认识，轻理论思维，注意对生活本身的探讨，忽视思考彼岸问题。孔子的“未知生，焉知死”，是有代表性的言论。老子哲学只从“天地之始”、“万物之母”讲起，天地万物之前一片朦胧；庄子更为干脆，宣称：二八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所以对本体问题缺乏系统的论述，而在这方面，佛学作了相当精细的补充。佛教的“五蕴”教义认为，人生的本质是不自由、是苦；因为受诸物质和精神条件的制约，生灭无常，没有属于自身存在的独自性和永恒性。“十二因缘”的教义，又揭示因果轮回的原理。虽然我国传统观念中也有“因果报应”的成份中国哲学佛家要义，但这是建立在“天道”观上的，所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报应的主体不是行为者本人，而是他的家庭和子孙。佛教不同意这种说法，主张自作自受，个人行为，由个人承担俊果。特别是佛教中的小乘有宗为“因果报应”作了哲学的论证。有宗思想早期称“禅数学”，俊又叫“毗昙学”，它以“法体恒有”、“三世实有”为依据，认为任何个体，都有生灭变化，但这种变化，只是它的物种在特定条件下的显现，物种自身是不变的。也就是说，表达物种的是一般概念，所以概念也是实在的。这种观点，被许多士大夫所接受，形成了“形散神不灭论”的学说，与范缜的“神灭论”对峙，在一段时期中，成为古代哲学论争的中心。
隋唐佛教大兴，儒佛调和基本完成。佛教成为中国佛教，建立宗派，完成体系。如天台宗独造家风，标立方便法门，调和儒、道思想。父如华严宗学者李通玄，早年钻研“易”理，后潜心于“华严”，撰述“新华严经”，用“周易”思想解释“华严”。被奉为“华严宗五祖”的宗密大师也曾用“周易”的“四德”元、亨、利、贞，配佛身的“四德”——常、乐、我、净。禅宗和净土宗由于主张“顿悟”和“持名念佛”而得到上至士大夫，下至贫民百姓的广泛信仰。佛学思想在与儒学调和过程中，对儒学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末明理学就是以儒学为主体，大量吸收佛教（特别是禅宗）世界观与宗教实践之后建立的。
北宋禅师契嵩曾作“辅教篇”，强调儒学是冶世的。而佛学是冶出世的。他着「孝论”十二章，系统地论证了佛学和儒学中孝道的关系，强调佛教重孝，称“孝为戒先”。他又写“中庸解”五篇，赞扬儒学的中庸之道。他在“上仁宗皇帝万言书”中谓哲学道理“皆造其端于儒，而广推效于佛”。由此可见，佛学虽然发源于印度，传入中国换，经过历代高僧对某些类似或一致的思想、观点的赞同、推崇、吸取和融合，形成了中国佛学，反过来又影响中国传统的哲学——儒学、玄学、道学等。
中国佛教宗派中真正延绵不绝的是在印度未曾成宗的禅宗和净土宗。禅宗在唐代以后，成为中国佛教的主流。禅宗思想对中国哲学留下极其深远的影响。禅宗和净土宗之所以久远而广泛得到流传的原因是由于其教理和修行方法的简易，不同于其他宗派的繁琐与复杂。以六耝慧能为代表的南派禅宗认为：人人都具有佛性，而“佛性常清净”；人人都可“见性成佛”、“顿悟成佛”。如“坛经”说：“自性迷，佛即众生；自性悟，众生即是佛”。又说：“前念迷即佛，后念悟即佛。”“迷来经累观，悟则刹那间。”否定印度佛学讲究修行阶梯层次，旷日持久的累劫修行。提倡“举足下足，长在道场；是心是情，同归性海。”“担水砍柴，无非妙道。”净土宗则早在北魏时，昙鸾大师提出成佛有难行和易行二道，：《靠“自力”，没有“他力”扶持，要修行成佛是艰难的。他根据“弥陀大经”和“小本弥陀经”的理论，弘扬“持名念佛”，肯定依靠弥陀愿力护持往生净土。唐代道绰大师继承了昙鸾的思想，进一步把佛的教法分为圣道门和净土门，认为离圣久远，圣道门不是一般众生所能悟证，只有净i门简要易行。他提倡的念佛为内因，以阿弥陀佛的愿力为外缘，内外相应，往生极乐净土。在这以前，原有观想念佛和实相念佛。昙鸾倡导的包括观想、实相与持名三种念佛；经过道纬到善导，转到侧重持名一门。这样持名念佛以其简易方便而流行中国古代穷乡僻村，成为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大众信仰。禅宗和净土宗传播的佛学思想，成为中国佛教，区别于印度佛教的重要特色之一。
中国佛学还具有另一特色，就是统摄内部各类经典和各派学说，纺一各地不同的学风。在隋以前，由于南北朝的对立，佛教也形成南北两派。北方偏重于坐禅、修行、布施、造像、建寺等；南方则侧重于研究玄理与清谈。表现为禅法在北方流行，义学则在南方较为发达。隋统一全国俊，佛教学风由于南北交流，互相融摄，渐趋一致。隋唐佛教南北学风由差异到一致的转变在于：强调定慧双修、解行一致。如天台宗、唯识宗、华严宗和禅宗都强调理论和修行并重。天合宗本是坐禅一派，俊经智顗大师确定止观修法：止就是定，观即为慧。唯识宗虽有较为繁琐的理论体系，但也建立了由浅入深，从粗到细的五重唯识观，作为独特的观法。唐代后期，宗密大师提出禅教一致，强调内心的意向应和佛的言教一致，消除禅、敌对立。宋代延寿大师曾召集当时天台、唯识、华严三宗代表“分居博览，互相疑贸”，然后以禅理为准，统一各家学说，编撰：尔镜录”一百卷，成为融摄各宗的权威性着作，在中国哲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延寿大师以禅师身份提倡禅净双修，后来被奉为净土宗第七代祖。实际上末代以后，净土宗已成为“共宗”，成为当时佛学思想发展的主流。
趟朴初居士在“佛教与中国文化的关系”一文中，曾指出在一段时期里，佛学曾是中国哲学的主流。不研究佛学，就无法研究中国哲学。同时应当赶紧研究，端整态度。他写道：
“胡适当年写“中国哲学史”，半途辍笔，就是因为他不懂佛学中国哲学佛家要义，写不下去了。再举个例子，周老（建人）曾特给我写了两封信，要我们赶紧研究佛教。俊来我去看他，他和我讲，他曾和我国一个着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住在邻居，朝夕过从。这位史学家早年曾对佛教采取否定的态度，晚年开始系统地研究佛经，并作大量的笔记，并说自已在补课。他曾对周老说，在中国历史上，佛教和文化关系如此之深，不懂佛学就不能弄懂中国文化。”
周建人先生就是我国伟大的文学家鲁迅先生的胞弟，着名的生物学家，他的“赶紧研究佛学”的呼吁，是很有见地的。我们应该把研究佛学对中国哲学、文化的影响这一问题提到日程上来。
以上所述，主要是论述佛学对中国古代哲学的影响，由于笔者水平有限，手头参考资料又不多，挂一漏万，在所难免。但愿抛砖引玉，借此引起大家的议论，把佛学研究推向新的高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