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昌佛学院于1922年由太虚大师创办于湖北武昌，有着“教界黄埔、法将摇篮”的美誉，是我国最早开展现代僧伽教育的佛教高等学府，为现代中国佛教教育开创了新局面，影响和推动了20世纪以来中国佛教的复兴与革新。2021年4月，武昌佛学院全面恢复办学。2022年是武昌佛学院建校100周年，武昌佛学院开展佛教中国化主题演讲比赛等一系列庆祝活动，并出版《武院重光——庆祝武昌佛学院建校100周年暨全面复学》一书。
2021年9月，武昌佛学院迎来全面复学后的第一批正式学员。图为2022年12月，武昌佛学院的学员正在上课。武昌佛学院供图
太虚法师（1889年—1947年）是近代中国佛教的杰出高僧、佛门龙象，是学识广博、思想深邃的佛学理论家、教育家，也是佛教革新的实践家、活动家。他的一生为振兴佛教、建设新的佛教文化而献身，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其中，武昌佛学院的创办是太虚法师佛教革新运动最富有代表性的成果与贡献。
武昌佛学院成立于1922年。这时的中国，经历了始于1915年的“新文化运动”和1919年的“五四运动”，新思潮风起云涌，社会各界都在时代变革中寻找新出路，佛教也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北大校长蔡元培首先在1917年提出“以美育代宗教说”，主张用“纯粹的美育”代替“原始的”宗教来养成道德、陶冶情操。1922年春天，北京高校界形成“反宗教大同盟”中国现代佛家大师，展开辩论与演讲，发表《非宗教者宣言》，出版《非宗教论》，终将初始的“反基督教”运动扩大成更泛化的非宗教运动。这场运动虽然结束于1927年，但在社会中产生的“非宗教”思潮已经影响深入，如先后出现了“以科学代宗教”“以哲学代宗教”等主张。在迅猛的思想变动中，佛教自然受到了冲击。此外，数轮“庙产兴学”政策与运动更是引起了佛教界的强烈震动与不安。
面对澎湃汹涌的新思潮、剧烈的社会变革与清末以来佛教衰落的现实，太虚法师决心走革新之路以振兴佛教。太虚法师佛教改革的实践可以用他在《志行自述》中“志在整兴佛教僧会，行在瑜伽菩萨戒本”的话语来总结。他一针见血地指出旧佛教“死、鬼之佛教”的积弊，决心整饬僧纲，培养新僧。在著名的“教理”“教产”“教制”三大改革中，太虚法师前后用《整理僧伽制度论》《僧制今论》《建设现代中国僧制大纲》3篇文章构建起教制、僧制改革的蓝图。这一根本理想虽然因各种局限而未得实现中国现代佛家大师，但仍成为太虚法师建设新学、培养新僧的实践指导思想。武昌佛学院就是在这样的理想中诞生的。
武昌佛学院创建伊始，便建构了完备严格的教学体系与章程制度，教理上继承中国佛教传统架构，课目上参取日本现代佛教大学设置，管理上结合传统丛林制度和新式办学规则。学院招收僧俗二众而以出家僧众为主，尤重学风校风的建设和健全僧格的养成，以践行太虚法师“救僧运动”中提出的“真修实证以成圣果、献身利群以勤胜行、博学深究以昌教理”的理想。武昌佛学院的先期办学与建制经验，一直延续到太虚法师创办的“世界佛学苑”框架下的汉藏教理院、柏林教理院、世佛苑图书馆，也直接影响了闽南佛学院等太虚法师主持过的佛学院。太虚法师培养新僧的要求与武昌佛学院的校风至汉藏教理院时更成熟为“澹宁明敏”的院训与学僧修学的准则。
武昌佛学院的创办，是民国佛教界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它开启了中国现代佛学教育的先河，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佛学院办学的热潮，首创并成熟了“佛学院”这一现代佛学教育模式，直到今天仍然影响深远。武昌佛学院培养了大批面貌一新的佛门龙象，他们引领了佛教教育与佛学研究的时代潮流，成为担当现代中国佛教使命的先行者。武昌佛学院的教学圆融三乘、和会显密、通贯古今、学鉴中西，为探索现代佛法弘扬与佛学研究的新路径作出了重要贡献。
武昌佛学院已经走过100个春秋。在这个充满希望的年份里，武昌佛学院全面复学，这是武汉佛教界、湖北佛教界的大事，也是中国佛教界的大事，是佛教界在深入推进中国化进程中的又一重要成果。用佛教的话说，这是“众缘和合”的好缘起，也是众望所归的新起点。
（本文系作者为《武院重光——庆祝武昌佛学院创办100周年暨全面复学》所写序言，有删节，标题为编者所加）
《中国民族报》（2023年1月4日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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