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北宋五子：兼取并用，理学创始
儒家精髓——内圣之学（儒门心法）自孟子后已中断近千年。面对佛老双面夹击，儒家处境堪忧。韩愈、柳宗元、范仲淹、王安石、欧阳修等皆提倡古文运动，赞成“文以明道”，然却都未能领悟到儒家精髓所在。直至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邵雍——史称“北宋五子”诸大儒出世，体悟儒家大义，开示成圣之道，儒家圣道才重新彰显于世。
北宋五子同生于一个时代，他们之间的命运彼此交错。周敦颐与二程是师生关系；张载是二程的表叔，是亲戚关系；邵雍在洛阳居住几十年，与二程是邻里，更是忘年交。他们在学术上相互问学争鸣，相互吸收融合，建立了各自的哲学体系，为宋明理学的创立和发展作出了不同程度的贡献。
（一）周敦颐——理学开山
周敦颐（1017～1073年），字茂叔，号濂溪，世称“濂溪先生”，道州营道（今湖南道县）人。
周敦颐学未从名师，流传下来的著作仅有《太极图说》和《通书》两部，以及一些诗文（包括著名的《爱莲说》）等共计六千多字。他的讲学，颇有两汉以来官师合一之风，做官到哪里，讲学授徒就到那里，甚至连居室都辟为书堂或书院。他的学生不多。但就是这样一位不显山、不露水的学者，“不由师传，默契道体”，“阐发心性义理之精微”儒学明道，让自孟子以后晦暗不明达千余载的儒学精髓——内圣之学（儒门心法），重新喷薄而出，焕发出新的生机。
《宋元学案·濂溪学案》评价说：“孔、孟而后，汉儒止有传经之学，性道微言之绝久矣。元公崛起，二程嗣之，又复横渠诸大儒辈出，圣学大昌。故安定、徂徕卓乎有儒者之矩范，然仅可谓有开之必先。若论阐发心性义理之精微，端数元公之破暗也。”后世均以周敦颐为理学开山之祖。
周敦颐出生于书香仕宦之家，父辈有三位进士及第。十五岁时父亲周辅成去世，他随母入京投靠身为龙图阁学士的舅舅郑向。由于聪慧仁孝，他深得舅舅器重。舅舅按郑家“敦”字辈为其取名入籍，并亲自授课督学，竭尽全力为其创造最佳的学习环境。周敦颐在舅舅精心指导下广泛阅读，先秦诸子百家和佛学皆有涉猎。二十岁时，舅舅郑向“以叙例应荫子”举荐，周敦颐不经科举考试而直接“荫补入仕”，成为朝廷的“试将作监主簿”。公元1037年，舅舅郑向在杭州知府任上去世，葬润州丹徒县（今属镇江市）。第二年母亲郑氏去世。按照郑氏嘱咐，周敦颐自开封扶柩南下，葬母于丹徒，并在润州鹤林寺守丧三年。期间，他结识了范仲淹、胡瑗、胡宿等人，并与当时十七年岁的王安石结下了颇深的友谊。后来他又历任知县、通判等职。公元1073年6月，周敦颐病逝于九江，享年五十七岁。
周敦颐的思想以儒为主，但他却喜欢与僧道交游，个人气质也有一种道家风范。蒲宗孟《周敦颐墓碣铭》中这样描述：“生平襟帕飘洒，有高趣，常以仙翁隐者自许。尤乐佳山水，遇适意处，终日徜徉其间。”“乘兴结客，与高僧道人，跨松萝、蹑云岭，放肆于山巅水涯，弹琴吟诗，经月不返。”周敦颐不仅与道士交往，据朱时恩《居士分灯录》记载：“时佛印了元寓鸾溪。颐谒之，相与讲道。……颐尝叹曰：'吾此妙心，实启迪于黄龙，发明于佛印。’”
正是这样的人生旨趣与经历，让周敦颐不局限于儒家门户，以一种更加开放、包容、兼收并蓄的心态，兼取“三家”而为“一家之言”。后世称周敦颐之学为“濂学”。
周敦颐参悟陈抟《无极图》而作248字的千古奇文《太极图说》，将《易经》和道家学说融合，同时吸收儒家及汉代“五行说”“德合天地说”思想，以有图有说的方式开示“无极而太极”的宇宙本原及万物与人的生成过程。他将人性上升为宇宙本体，提出“圣人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静，立人极焉”的思想。在《通书》中，他阐发《中庸》“诚”的思想，以“诚”与“无极而太极”的宇宙生成说相配合，把儒家的仁、义、礼、智、信“五德”与水、火、木、金、土“五行”相并列，让它们在“太极—阴阳—五行—万物”的生成图式中，置于万物之中成为其本性。由于圣人是与天地合德、与太极为一的，故“诚”是圣人与太极的共同特性，是我们做人的最高道德境界。
千古流传的《爱莲说》，是周敦颐用文学方式形象地诠释何谓“圣人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静，立人极焉”的儒家圣贤气象。他不认同那些追求通过科举考试入仕升官，建立功名，赢得人间荣华富贵的“牡丹”式人生，也不认同追逐玄学，沉迷在山水和药酒中放浪形骸、醉生梦死，或像陶渊明那样归去来兮，不为五斗米折腰的“菊花”式人生。他肯认的是走在“中正仁义主静”之正道的“莲花”式人生。“'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中通’就是静虚明通，是内圣，'外直’就是动直则公，是外王。'不蔓不枝’就是处一化齐，以一为要，无欲主静。……一位君子的人格力量，就来自'中通外直，不蔓不枝’这八个字，……从此，宋明理学，在培养君子人格上，都朝着这个路向展开。中国儒学的任务，在接下来的一千年，就是做这件事，照着莲的样子，为人立极，去培养'存天理’'致良知’'开太平’的君子。”[1]
长期的仕宦和讲学实践，让周敦颐非常强调“尊师重道”。在《通书》中关于立师之道多达六七章，如《师》《师友》《颜子》《圣学》《志学》等。他明确提出“师”能“为天下善”的观点，认为“圣”与“贤”是可以通过学习而达成的。教育的最终目的是让人自立，让人“自易其恶”“自至其中”而成为善人。老师应注重传道而不仅限于知识技巧的讲解。故“师道立，则善人多，善人多，则朝廷正儒学明道，而天下治矣”。
公元1046年，程珦在赣州任上结识了周敦颐，“公视其气貌非常人，与语，果为学知道者，因与为友”（程颐《太中公家传》），并令他的两个儿子程颢、程颐拜周敦颐为师，跟从他学习。周敦颐便以“寻求孔颜之乐”为“道业”予以传授。
“寻求孔颜之乐”作为宋明理学中的一个重大问题，是由周敦颐首先确立的。这个问题直接将儒生用功的方向，从外驰王霸或寻章摘句转向了彰显心性。
周敦颐“寻求孔颜之乐”的教授，给少年程颢、程颐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和极大的启示，“先生为学，自十五六时，闻汝南周茂叔论道，遂厌科举之业，慨然有求道之志”（程颐《明道先生行状》）。二程从此不再热衷于科考入仕，而是关心如何学做圣人，追求高境界的生命呈现。
与周敦颐同时代的著名文学家黄庭坚赞扬周敦颐“人品甚高，胸怀洒落，如光风霁月”。这种洒落、豁达的生活姿态，是周敦颐一生践行“孔颜之乐”的显著特征。
周敦颐在政治上是倾向于变革的，他临终前还惦记着王安石的变法，以自己不能出力而惋惜。他的学生程颢、程颐却对王安石的变法持反对意见。不同的政治立场和观点，使二程虽受濂溪先生“求道”“悟道”的启蒙之恩，却终生不尊周敦颐为师，提及时竟直呼其名，称“汝南周茂叔”。周敦颐一生也不曾说收二程为弟子。周敦颐去世，二程没来吊丧，也没有写祭文。明道（程颢）尝曰：“吾学虽有所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体贴出来。”（《二程集·河南程氏外书》卷十二）与周敦颐之间划上了一道鸿沟。但实际上二程的很多学术观点明显受到了周敦颐的影响。
周敦颐与二程的“师徒”关系给我们留下了一个课题：何为师？何为师道？当师生或师徒意见相左时，师何为？学生或徒弟又当何如？
周敦颐一生仕途长达三十一年，其中有二十二年都是州、县小吏。但他不卑微职，淡泊名利，清正廉洁，为民办事。辞官后即到庐山脚下，尽享山水之情，处世超然自得。此或为孟子所谓“可以仕则仕，可以止则止，可以久则久，可以速则速”的圣贤气象吧。[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