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论坛》2023年第4期（总第371期）
魏鹏举，文学博士，中央财经大学文化经济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摘要
文化经济学是指研究和探讨作为社群价值系统的文化与作为财富价值系统的经济之间的内生关系及其转换机制的知识体系。在经济价值考量成为发展主导评价的潮流中，中国的文化经济学研究范式需要设定基于文化价值的新坐标，适应并还原中国语境，中国的文化与经济问题也亟待内生的文化经济学的有效作为。作为新兴经济业态的文化产业要能够符合中国国情和利益的文化规范与经济模式，健全现代文化产业体系与文化市场体系，需要以文化价值系统的确定性作为基础、以经济价值系统的有效性作为支撑、以实现高质量的高效发展作为总体目标。
关键词：文化经济学；文化价值；文化产业
中图分类号：G1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8402（2023） 04-0018-08
基金项目：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数字经济与北京文博文创提质增效模式研究”（）；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专项招标重大课题“中国特色现代文化产业体系和市场体系研究”（）。
目前来看，关于文化的发展观，国际上基本认同文化的多样性和差异化的现状与理念，在经济的发展问题上，无论是主流的经济学系统，还是不同国家地区的发展与改革实践，基本上是承认并趋向于市场经济的通用理念与模式。文化价值相对于经济价值而言，既更为复杂也更难标定，文化经济发展应该特别关注二者的关联与互动。在文化经济学的视野里，文化发生的多元性与经济发展的多样性存在内生关联，普世文化价值与普适经济模式一样都可能是某些政治共同体的霸权话语建构。我们可以发现，文化价值系统与经济发展模式既存在内生关联，也存在由外生变量引发变革与创新的互动演化关系。长期以来，有关文化与经济关系的研究议题主要是从经济价值实现的立场，分析文化作为一个若隐若现的变量如何影响整体的或部分的经济活动及其绩效。作为整体性研究的代表，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已经成为文化因素促进或制约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一种经典理论，如今从中观或微观经济学视角开展的各类文化经济学研究日益丰富。关于文化与经济的关系还有着另一个源远流长的论辩场域：在经济学话语尚不成气候的时候，文化关切相对于经济考虑是更有力量和优势的维度，包括康德、黑格尔等文化巨擘在内，西方知识界在总体上都认真地呵护着文化独立并超越于商业、市场、经济等物质性领域的崇高性。
20世纪初的法兰克福学派开始为文化受经济的“绑架”而焦虑，也说明彼时文化价值的实现已经开始被裹挟进经济大潮中，文化研究者开始关注和探究全球经济对于文化生态的渗透、分化、解构以及重构等问题。但在全球化日益深刻影响世界经济与文化发展走势的今天，随着文化市场、文化产业以及文化贸易的快速发展壮大，批判文化经济的研究立场很快就被发展文化经济的研究立场所搁置，人们重新关注文化的经济价值，关注文化和经济的交互影响。当下，我国已经确定了在 2035年建成包括经济和文化在内的现代强国目标，那么，从文化经济学的整体研究视野上，立足中国的传统与现实，梳理中国的文化价值系统与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内生关系脉络，探究如何合理协同内生有机发展与外生变量赋能之间的现代性竞争与合作，无疑是有深远意义的。相比于文化产业本身的经济增长问题，更具战略意义的研究是探讨在中国文化制度和经济体系环境中，文化产业如何带动中国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文化产业如何融合现代科技的力量实现高质量发展和满足社会民众对高品质文化的消费需求。这些维度上彰显出来的文化实力是影响国家综合实力的重要元素。
一、文化经济学研究视野中的文化价值立场
文化经济学是指研究作为社群价值系统（ of ）的文化与作为财富价值系统（ of ）的经济之间的内生关系及其转换机制的知识体系。受学科建制以及现实导向的影响，学术界现在比较成体系的研究主要有两大方向：一是立足于经济研究立场的文化影响经济发展的分析，二是立足于文化研究立场的经济影响文化发展的分析。总体上，综合探讨文化与经济交互关系的学术产出较少，主要出现在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领域的交叉性研究中。
文化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范畴，对其最宽泛的界定，是谓其为人类创造的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的总和。在文化经济学的视野中，文化概念限定在精神文明领域，文化是群体性的精神与价值表征，个人的精神活动与价值创造只有在融入社群价值系统的情况下才能作为文化范畴的对象。经济范畴的界定相对较为明确，在文化经济学的范式系统中，作为与文化对应的概念，这里用“财富”作为基本界定，采自司马迁创立的中文词汇，对应于西方现代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的“国家财富”理论。
对文化作为社群价值系统与经济作为财富价值系统之间的交互关系及其作用的研究，无论中西，渊源甚远，不过在早期基本上是以文化为主、经济为辅的关系进行讨论，大约从 18世纪开始，经济视角的主导性逐渐成为文化经济关系研究的强势特征。中国传统的“义”与“利”的辨析论证贯穿于自先秦到明清的知识体系中。作为中国传统社会文化主流的儒家思想，总体上认为无论是个人还是国家，追求财富都是合理而且必要的，但强调逐利的经济行为需要以“道义”为前提，只有符合总体社会价值的财富才是有意义的和可持续的。类似的，在西方的知识传统中，古希腊时期就已强调德行之于美好社会的价值重要性要显著高于物质财富，而在个人价值的实现方面，也强调文化意义上的精神财富追求比物质财富追求更为崇高。至于现代经济学的主要创立者亚当 ·斯密，其最重要的两部著作《道德情操论》（1759）和《国家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1776），前者着眼于文化，后者聚焦于经济，二者相互参照、相互阐释，经济人的自利与利他的复合动机及双赢效应，让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可以发挥创造、累积财富的长效作用，这构成了亚当 ·斯密的总体经济思想。制度经济学作为西方主流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其在学术视野和研究方法上为文化经济学提供了重要的启发和参考借鉴。有别于古典经济学将市场作为纯粹对象进行抽象量化的演绎分析，制度经济学着重分析非市场因素即历史、法律、政策、宗教等社会和文化因素对于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作用，在方法论上注重历史主义、总体规范研究以及边际分析等，如今这一学术范式不断成熟并稳定下来。在制度经济学视野中，文化不仅是非市场因素的重要构成，还是与经济价值目标平行的整体制度目标之一。制度经济学在文化方向上的延伸使其最终与文化社会学汇合，从而开启了文化经济学的综合研究视野。
从经济学立场开展的文化经济学研究，根据研究视野的不同，还可以分出宏观、中观和微观三种不同的学术理路。其中，宏观视野的文化经济学主要研究文化价值系统与经济发展模式在整体上的各种复杂交互作用，这方面的经典学术代表即总体宏观文化经济学范式的建构者是卡尔 ·马克思和马克斯 ·韦伯，他们分别代表了文化与经济整体作用关系的两个方面：卡尔·马克思强调经济是基础，文化发展总体上受经济基础的制约但也有一定的能动作用；马克斯·韦伯从宗教社会学的角度认为特定文化形态是特定经济制度的基础环境。中观视野的文化经济学也就是文化产业的相关研究，有意思的是，这个角度的文化经济学研究是从文化批判的立场“招降”而来的——被文化产业学界普遍认定为学术源头的法兰克福学派，其文化工业理论本来是用以批判经济逻辑对文化价值系统的破坏。虽然肇始于法兰克福学派，这个领域的研究者却悄然改弦更张，把文化纳入经济学的麾下，由此派生出文化产业、创意产业、版权经济、娱乐经济、传媒经济等众多研究范畴，形成了当前文化产业或文化经济学的基本学术体系。微观视野的文化经济学主要着眼于微观经济主体的文化建构以及文化环境对于市场行为主体的影响，包括但不限于企业文化的相关研究，这一范式已经成为以经济学方法产出文化经济研究成果的主流模式。
综上，文化经济学是一个研究文化与经济关系的总体性学术体系，文化和经济两个研究视野的融合是这个特定的学术领域得以建立起来的基础条件，但是，随着经济学话语体系的不断强化，把文化作为经济发展的变量来研究的潮流愈演愈盛，而其文化批判的立场则日益黯然。文化经济学的当代研究亟待重建文化价值的新立场与新维度，将失衡的经济效益考量拉回到社会人文的尺度基础上。具体到对中国文化经济问题的关切上，我们不仅要从中国文化的发展情景来重新审视中国经济发展的文化基因，也要以这样的学术视野来研究和分析中国当代的文化经济发展实践及其现代性建构。
二、中国语境的文化经济学亟待重塑文化价值坐标
文化经济学关注文化价值系统与经济价值系统之间的内生关系。在经济学日益强势的语境中，文化经济学的研究被经济学立场所主导，我们亟需强化文化价值维度从而取得经济维度的研究与文化维度的研究的平衡。这意味着，文化经济学应着重于历史主义的和“在地化”的研究方法，中国文化经济学的研究需要贴合特定文化发生发展的历史与国情。观察中国的文化与经济发展实践，特别需要整体的文化经济学研究视野的介入。中国有着源远流长的文化传统和经济发展经验，但自近代以来我们遭遇了关于文化价值走向和经济模式选择的困境，“韦伯式问题”直到今天还困扰着诸多中国学人。我国于 1978年开始了改革开放实践的进程，融合市场发达地区经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模式带来了巨大的财富效应，但文化价值系统潜在的“西化”倾向也引发了越来越深刻的价值冲突，从而导致了对经济发展模式的困惑和犹疑。作为文化与经济直接结合的领域，中国现代文化产业的制度性建构及其市场配置机制的合法性与合理性，在理论和实践层面都面临着许多问题与困难。
文化经济学需要适应并还原中国语境，中国的文化与经济问题也亟待内生的文化经济学给予深刻的回应。中国自晚清以降就以种种非常态的方式植入了西方中心主义的文化和经济的强势价值坐标，问题是，在本土传统很大程度上被破除的同时，源自西方的舶来品似乎也很难在中国“立”起来，以儒家为代表的传统文化价值失去了正统的主流地位，与此同时，自由、民主、科学等所谓的西式普世价值也未能真正深入人心，虽然工业化、商业化、市场化一波波袭来，却往往在顽固的封建小农文化环境中“水土不服”。越来越多的共识是，市场经济需要相应的法律政治制度配套，而法律政治制度的有效性是建立在现代性社会文化价值系统之上的。那么，如果我们认为向西方市场经济先发国家借鉴学习来的这套经济发展模式对中国是有利的，是否真的需要“西化”或有机更新相应的文化价值系统呢？中国固有和现有的社会文化价值系统是不是就真的不能适应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呢？经济发展模式的有效和相应文化价值系统的缺位，在当下造成了文化与经济的不匹配甚至对立的印象。中国的文化经济学研究亟待以历史的和规范的方法论为指导，重新检视中国文化传统中的社群价值系统与财富价值系统之间的内生关系及其相互作用，对中国的文化与经济内生系统在西方文化价值与市场经济这些外生变量的干预下是否还具有足够的活力予以审视。中国近现代一百多年跌宕起伏的历史说明，经济价值系统的选择必须与文化价值系统进行生态化协同，必须将文化价值维度置于文化经济学研究的结构内涵中。换言之，我们不应只局限于探讨文化价值如何适应并变现为经济价值的问题，还要探究经济价值如何适应并改善文化价值的问题。
中国语境的文化经济学研究还意味着对于文化产业这种新兴市场经济业态作出符合中国国情与文化利益的规范，以及与此相适应的经济模式考量，中国的文化产业体系、文化与经济系统都会面临本质上是富强追求与个人主义的现代性诱惑与挑战。在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中演化出的文化产业是在文化体制改革推进中文化价值系统与经济价值系统“场域融合”的结果，文化既是意识形态与社会效益发挥作用的特定场域，也是经济增长合理化的价值来源，同时还是财富最大化的市场资源。当前，在深化改革的语境下，随着在政策上社会效益优先规则的确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日益成为文化经济发展的时代命题，文化价值和经济价值之间的平衡成为当前中国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与关键。在文化经济学建设的意义上，我们需要建立历史的和国际性的学术视野，将构建中国文化与经济发展的现代性体系放在中华民族文化传承创新和可持续发展的大格局中进行整体考量。
三、中国文化经济发展的现代性悖论与文化价值困惑
文化与经济关系的失调不仅会导致文化与经济的“两张皮”现象，也会使得经济发展缺少源于自身传统的文化合理性与可持续理性增长的内生活力。在文化与经济整体关系的认识上，中国主流的舆论总体上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不适应于现代的市场经济，与此同时我们又认为，工具性的社会治理模式或市场经济规则需要“西化”，本土文化及其价值系统则不能被“西化”。然而，“技”与“道”并不能分离而行，工具理性如若缺乏价值理性的支持，那么在非理性的民粹主义面前，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都将陷于虚无。东亚地区的儒家文化圈在 20世纪 70年代出现了日本与“亚洲四小龙”（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中国香港）的经济发展奇迹儒家构建了中国的政治，这些区域在市场经济上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同时，其传统文化也都得到比较好的传承，这一度引发了文化经济学层面对于“韦伯式问题”的反思，越来越多的中西学者们相信儒家文化与现代市场经济是可以共存共荣的。中国自晚清以来各种革命运动此起彼伏，传统文化成为首要的冲击对象而历经劫难；在经济模式的选择上，改革开放的实践证明市场经济是最有财富创造成效的模式。中国在很短的时间里实现经济腾飞并成长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种经济奇迹为什么会出现在中国？除了制度变革的效应外，是否还有文化价值系统的作用机制？从文化经济学的角度看，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深究的问题，中国的市场经济模式显然并不像欧美那样的与其传统文化具有内生关系，也不像日本与韩国、新加坡等那样的由外生而逐渐内化于其本土传统文化的模式。笔者认为，对于我国在改革开放条件下的财富价值的创造积累，我们的传统文化显然是具有深层促进作用的。改革开放的显性积极价值是市场经济制度的不断改进和完善，其隐性积极价值则是在很大程度上解除了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中对于财富追求的约束，从而释放了巨大的文化财富效应。但也必须看到，现代性的“悖论”使得市场经济的道路选择与中国文化的价值选择陷入一种反复的缠绕、纠结中，在今天，面对国际政治的风云诡谲，面对西方民粹主义的盛行，中国的文化与经济发展又重新面临着新的变局与挑战。
中国的文化产业在很短的时间内实现了奇迹般的业态发展与规模增长，但如今已经遇到了诸多发展瓶颈。比如，电影业经历 21世纪以来连续十多年 20%以上的票房增长之后，在最近四五年已经陷入停滞乃至衰退状态。文化领域的产业化发展，如果既缺乏文化价值系统的稳定支撑儒家构建了中国的政治，也缺乏经济价值系统的有效作为，就很难实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统一，现代文化产业体系与文化市场体系的构建也会存在根本性的困难。
四、文化经济学视野下中国文化产业体系构建的学术探索
构建基于文化价值坐标的中国文化经济学研究范式，其基础工作之一是要把文化价值系统与政治意识形态以及宗教价值系统在学理上予以厘定。在大多数的语境中，即便是狭义的文化概念也包含了意识形态和宗教，但这样的用法并不符合文化经济学的研究实际，也不利于文化经济学研究范式的确立和明晰。文化的基本特征就是自然而然的群体性价值认同与生活协同，从这个角度来看，文化和政治意识形态、宗教价值体系既有交叉又有显著差别。意识形态（）指的是一种“形态”化了的观念集合，政治意识形态则是一种受到政权倡导并进行制度性建设的国家意志系统，这可能是从特定的文化价值系统中提炼出来的，也可能会融入日常并成为习焉不察的文化，但就其作为一种国家意志系统来说仍然是有别于文化的。同样的，宗教作为一种特殊社会意识形态，与一般定义上的文化也是有分别的。在马克斯 ·韦伯关于“宗教与经济”的系列研究中，他所说的宗教也是指宗教价值体系影响并融入社群价值系统的世俗化的部分，如“清教伦理”和中国的儒教，而非严格意义上的宗教信仰。
将文化从具有显著建制特征的政治意识形态或宗教价值体系分离出来，作为社群认同纽带与表征的文化价值系统就可以与作为世俗功利效用的财富价值系统形成适格的匹配，进而将文化产业意义上的文化产品、文化服务与政治意识形态、宗教等非营利性的价值诉求区隔开来，那么就可以由此建立文化经济学的新范式。以这样的文化价值坐标构建的文化经济学理论范式来进行中国现代文化产业的研究，其意义至少有三个方面：一是将文化产业研究置于文化与经济关系的语境下，可以更好地对文化产业的文化属性与经济属性进行整体系统分析；二是将现代文化产业的发展置于文化的大历史与大价值体系中进行观照，可以更好地认识中国文化产业现代性建构的特定语境与特殊使命；三是将文化的产业化置于现代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大环境中进行梳理，可以更好地在文化强国战略愿景下把握住中国现代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要害与关键。
构建和健全中国现代文化产业体系与文化市场体系，要在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的总体统领下，以常态化文化价值系统的确定性作为基础，以经济价值系统的有效性作为支撑，以实现高质量的高效发展作为总体目标。这是本研究从文化经济学的视野提出的中国文化产业现代体系建构的学术性理想模式。理想模式是学术研究应该进行的理论探索，否则，满足于阐释现有文化产业的实践或政策，是难以形成中国文化产业研究的学术性、超越性和前瞻性的。建立一个适合文化产业特性的学术体系，基于文化经济学的视野，立足中国的文化与经济发展的国情，探讨一种应然的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现代体系架构，以此学术性努力为处于高速发展后陷入“失重”状态的中国文化产业提供一个明晰的方向框架和稳定的参照范式，应作为当前文化产业研究领域的重点工作来做。
确定的文化价值系统是中国现代文化经济发展的坚实基础和必要条件。当下中国文化产业或市场运行中存在的一个显而易见的困境，是缺乏一种稳定的文化价值规范可以为文化企业或投资者的长远运营与长线投资提供可靠的依据和预期，以致文化内容的合规性风险随时可能出现。关于文化价值系统的合规要求，在全世界的市场经济国家都是必要的，中国当然不例外。以相对较为成熟的电影行业为例，分级制电影内容管控模式已经成为行业共识，但在我国，这一模式的引进虽经多方长期努力呼吁，直到如今却仍然没有多大进展。中国电影业起步与世界先进电影市场基本上是同时的，仅与韩国电影业比较，我们的市场建设比之更早，市场基础也更好，但韩国电影产业的发展显然要超过我们，在笔者看来，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韩国形成了确定的电影内容管理机制。中国电子游戏行业的发展如今也面临同样的情形。依据文化经济学的原理，文化价值系统与经济价值系统存在内生关系，作为原生环境的文化价值系统是市场经济体系生长、发展的基础和条件。对于以特定文化为资产的经济业态即文化产业来说，文化价值系统的基础性在文化的产业化发展中尤为重要。如果没有确定的文化价值系统作为前提条件，文化产业就不能合理地建立起通行的准入规则与长效的发展机制，市场经济体系作用也就无从着力。从文化价值系统的确定性和稳定性的角度来审视，可以说，中国的现代文化产业体系与市场体系尚待建立，而其健全之路先要从文化本身的规范做起。
有效的经济价值系统是中国现代文化经济发展体系建设的基本保障与运行条件。虽然在文化经济学的视野中，经济的范畴往往被限定在财富的形成与分配这个特定领域，但即便在狭义的财富领域，经济运行的行业也会具有并切实需要一套长期行之有效的价值系统，比如产权保护、交易自由以及效率、公平、诚信等社会生态环境营造。在人类社会经济的宏观领域，文化价值系统与经济价值系统具有内生关系和交互作用，经济领域的价值原则内生于特定社群价值生态并受其规约；在文化经济的中观领域，文化产业的经济价值系统指的是整体的社会经济运行规范与规则在文化产业领域的贯彻，这时的经济价值系统已然具备了社会文化价值的合理化，不应该再为文化产业而特殊或例外，文化产业的特殊或例外只应体现在文化价值系统的意义上。只有整体的社会经济运行规范与规则（也即经济价值系统）在文化产业领域能够有效通行和得到贯彻，文化产业才能构建起有效嵌入整体现代市场经济体系中的现代产业体系与市场体系。这意味着，中国现代文化产业体系与文化市场体系的建立与健全，需要充分基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规范，融入中国市场经济的大规则、大体系，而不需要强调或突出其在现代市场经济价值系统中的特殊或例外。遵循现代经济价值系统，给予文化企业或相关投资者以合规经营的稳定预期，将文化产业纳入市场经济的有机构成，是中国现代文化产业体系与文化市场体系构建能够有效实现的基本保障。
结语
高质量发展是中国现代文化经济发展体系建设的总体目标与努力方向。我们之所以需要以高质量作为发展的目标，既是考虑到文化经济的应然之义，也是基于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现实需要，更是以之作为文化强国建设的一个重要要求和重要保障。文化经济本身就内含了符合文化价值诉求的高品质经济价值追求，也就是说，文化产业本身就应该是高品质的经济行业，发展文化产业也是社会经济高品质升级转型的必然要求。我国文化产业在很短的时间内通过政策推动和市场拉动的双重作用实现了超速增长，但我们也必须看到，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品质还不高，也还没有形成对于社会经济的高品质带动。实现高质量发展是中国文化经济发展的长期目标，也是亟待解决的现实命题。
概言之，文化与经济之间的关系源远流长，二者的融合与互动在现代社会中日益深化，尤其是当文化产业化成为全球文化发展与经济增长的一种常态现象时，经济价值主导的文化影响与变现的研究潮流亟待回归基于文化本体价值的文化经济学研究范式，尤其在中国语境中开展这样的研究具有特别深远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