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节选自《罗国杰文集》第六卷（罗国杰生平自述）
大约是在1996年4月，我接到国家教委社科中心的电话，告诉我，江泽民同志想请一些同志讲述有关历史方面的专题，初步确定有9个题目，其中一个题目是“中国古代儒家思想与政治统治”，有关方面已经商定由我担任这一题目的讲课人，并要我进行准备。当时提出的要求是，先写出8000字左右的讲稿，交给江泽民同志阅读；然后，到中南海讲授，整个讲授的时间为一个上午，何时讲课，另行通知。
事后我才知道，这次讲课，一共有9个题目，都是江泽民自己拟定的，拟定后，请教委各选定两人，最后由他圈定一人进行准备。这9个题目是：①略论英美法三次资产阶级革命（首都师范大学齐世荣讲授）；②中国近代以来的社会变革（北京师范大学龚书铎讲授）；③近代以来中美苏日关系的特点（北京大学张弘毅讲授）；④中国近代灾荒与社会稳定（中国人民大学李文海讲授）；⑤中国民族边疆史研究（中国人民大学戴逸讲授）；⑥世界古代帝国和文化兴衰（天津师范大学庞卓恒讲授）；⑦文艺复兴及其与资本主义发展的关系（首都师范大学齐世荣讲授）；⑧中国古代国家的历史特征（北京大学张传玺讲授）；⑨中国古代儒家思想与政治统治（中国人民大学罗国杰讲授）。
到中南海讲课
接到通知后，我就开始准备。首先是考虑，拟定这样一个题目，领导同志希望从中了解什么内容？根据当时的形势，关于这个题目，需要讲些什么内容？根据长期以来的思考，我认为在我国加强道德教育，实施以德治国，重视对干部选拔的“德才兼备”标准，是一个有针对性的重要问题。依法治国是必要的，但中国古代的儒家传统，在政治上所实行的就是以德治国。我想好这个重点之后，就从各个方面论述儒家的德治思想在中国政治统治中产生的积极作用，正确地阐述了对儒家德治思想所产生的种种误解。这个8000字的讲稿，在讲课的前几天，由王沪宁取走。按照预先的商定，讲课前江泽民先看讲稿，讲课时不按照讲稿讲，而是在讲稿的基础上发挥，由听讲者提问。
1996年6月15日，接到王沪宁来电，说讲课时间定在6月17日上午9时，16日上午他来取讲稿。
我17日上午8时从人民大学出发，8时40分到中南海西大门，王沪宁已经在门口等候，他先带我到滕文生的办公室稍微休息了一会儿，然后就一同到江泽民办公室旁边的小会议室（它和江泽民办公室相通）。9时，江泽民来，他热情地握手并表示欢迎后即要求开始讲课。我依照提纲，抓住中心，旁征博引，从《论语》、《孟子》、《史记》、《汉书》儒家构建了中国的政治，再到《尚书》、《国语》、《左传》，从商鞅、荀子、韩非，再到董仲舒、陆贾、贾谊，从秦之所以能统一六国，到二世而亡的教训等，都作了比较详细的说明。从9时到11时45分，在近3个小时中，江泽民除了起来从暖瓶中倒了两次水外，始终不停地记笔记和提问题。这一情况是出乎我的意料的。我在学校上课几十年，还没有见过学生如此不停地记笔记的。
在讲课中，他不停地提问，我详细地解答了他的所有问题。
他询问《尚书》、《国语》、《左传》这些书的主要内容及其区别；他对孟子提出的“五伦”关系也有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君臣关系没有了，但上下级的关系仍然存在。
对于男女有别，他认为不应该全部否定，对从政的人来说，绝不能让老婆参与政事，否则必然要出问题，这是被历史上无数事实所证明了的，就是在今天，我们也不要回避这一点，要明确地讲清楚。
他对宋明理学内部二程、朱熹及陆象山、王阳明之间的分歧的本质很感兴趣，因此，我较详细地作了分析。
他询问了十三经的发展演变，特别是《礼记》的情况。他对孔子提出的“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的治国方略很感兴趣，并认为这句话讲得非常好。他询问：秦在统一六国前，用的是法家思想，使国家强盛，为什么仍然是法家思想而统一后却很快灭亡了？我进一步介绍了陆贾和贾谊的“仁义不施，攻守之势异也”的德治思想，把贾谊的《过秦论》和《治安策》的思想简要地加以说明。
他对孟轲的“王何必曰利，唯有仁义而已矣”和“五亩之宅，树之以桑”的利民、惠民思想，十分赞赏。
他对中国传统道德中的孝非常看重，对当前一些不孝顺父母的情况深感忧虑，认为要加大对孝的教育。
在谈到儒家强调精神境界时，他认为，一个人就是应当有一种崇高的境界，对“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很赞同。
在谈到儒家维护等级制度时，他说，封建的尊卑等级是应当废除的，但是对长辈的尊敬仍然是必要的，如先年他到上海交通大学去，对他过去的老师仍然是十分尊敬的；另外，儒家也讲平等，如韩愈就强调弟子不必不如师等。
我在讲课时，曾讲到荀子提出“民水君舟”的思想，江泽民提问：过去不是说这句话是魏徵对唐太宗说的吗？我向他说明，这句话的原始出处是《荀子·王制》，原话是：“传曰：‘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此之谓也。故人君者，欲安，则莫若平政爱民矣；欲荣，则莫若隆礼敬士矣；欲立功名，则莫若尚贤使能矣。”由此可见，荀子也是根据古书所说的，根据梁启雄的注释，他认为《左传·哀公十一年》曾引述孔子的话“鸟则择木，木岂能择鸟”（《史记·孔子世家》作“鸟能择木，木岂能择鸟”）。
在谈到我曾到韩国参加“孝与未来社会国际讨论会”时，他问：“孝的英文是什么？”我告诉他，孝的英文是piety，他立即请旁边的同志拿来《英汉大词典》查一查，果然就是piety，他就说“这个字过去没有念过”。
在谈到我们弘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应注意同新儒家的思想和理论划清界限时，他也认为应当这样，他说：“我们应当理直气壮地同新儒家划清界限，弘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绝不是新儒家的专利品，大家都用各自的观点来弘扬，我们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对待中国的传统，这样就更能把握住中国传统的精华。”
谈到儒家的“义以为上”、“先利后义”、“义然后取”等思想在今天市场经济条件下，如果能批判地吸收，对反对和克服享乐主义、拜金主义和个人主义是有一定好处的。在讲到集体主义时，我着重阐述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坚持集体主义的重要意义等，他表示赞同。
整个讲课进行得很顺利，一转眼，已经从9时讲到了11时3刻，按照我预先的计划，最后要留出一定的时间，听听他的意见。所以，我就立即打住，请江泽民谈谈他的看法。
江泽民同志的讲话
以下是江泽民同志讲话的内容：
今天的课讲得很好，我们学到了很多知识。最后，我谈几点意见。
我们国家当前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方针、道路，都已经确定，我们要坚持我们党的这条路线。目前，我们还要看到，西方某些大国，在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以后，它们朝朝暮暮、随时随地所想的，就是要把中国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消灭掉，它们是决不甘心看到一个社会主义的中国强大起来的，这一点我们一定要清醒。对于这种情况，我们必须不断地同它们斗争。美国是资本主义世界的强国，我们现在也是一个强国。我们同西方的斗争，也应当是两手。我同西方的政治家多次谈到，现在的世界是丰富多彩的，是由许多模式构成的，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文化的文明古国（当然，世界上也还有其他文明古国，如埃及，我去过那里，也有六千年文明历史），现在正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谁要想用西方那一套人权、自由、平等、博爱等价值观念来改变我们这样一个国家，我们是坚决不允许的。
世界各国的制度、文化是多种多样的，对世界的发展都有过贡献。对于中国古代的传统文化，对儒家的孔孟之道，我们一定要正确对待，就是要继承其中的精华，剔除其中的糟粕，那些不适宜于当前情况的，当然不能用，对于好的方面我们一定要发扬。儒家强调等级制度和尊卑关系是不对的，但强调尊师是正确的。我对我的老师就非常尊敬，去年我见了交通大学我的老师，他过去教了我数学，现在已经九十多岁了，我见了他还是毕恭毕敬的，这就是中国人的为人之道。我们应当认识到，继承中国古代的优良传统道德同坚持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并不是矛盾的，而是可以统一的。我也常常想，我们搞市场经济，也提倡竞争，但我们所提倡的竞争是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竞争不同的，这一点我们应当加以区别。在现实社会中，市场经济已有三种形式，西方一些国家搞的是所谓自由主义市场经济，而德国的科尔说他搞的是社会市场经济，不是自由主义市场经济，而我们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同那两种市场经济不同的。现在有些人，见利忘义，见小利而忘大义，我们绝不能把个人利益强调到高于一切的地位，甚至置国家利益、民族利益于不顾，有些人在国外倒卖枪支，甚至把洋垃圾弄到中国来，这都不符合中国人民的利益。在我们国家，也确实有一些卖国的人，他们不顾民族利益，不顾国家利益，专门谋自己的私利。
我们要认真研究，中国传统思想中有哪些好东西，从而为今天的现实服务。毛泽东同志、刘少奇同志，都强调过传统思想中有优秀的东西。孔子提倡均富，讲大同世界，孟子提出了他自己的理想社会，要使老百姓都能有恒产。孟子提出的目标，对我们现在的广大人民来讲，要达到也不容易（“五亩之宅，树墙下以桑，匹妇蚕之，则老者足以衣帛矣……百亩之田，匹夫耕之，八口之家足以无饥矣”），这可能是因为当时的人口少，因而孟子才提出他那个要求。对中国和西方政治文化发展的历史，也要作一些比较研究。西方到17、18世纪，提出了自由、平等、博爱思想，但在以前的中世纪，是神权统治，从文化来看，在那一段时间，它的文化要比中国落后得多。对于西方现代文化，特别是它们的价值观念，我们应当很好地加以研究，要弄清楚哪些是我们还可以借鉴的，哪些是必须批判的，要加强对人民的教育，特别是加强对青少年的教育，譬如家庭伦理道德方面，西方认为子女成人后，父母就不管了，子女也没有奉养父母的义务，这种情况就和我们的情况不合。布什、尼克松的子女，到了18岁，他们做父母的可以不管，但他们的地位对他们的子女仍然是有影响的。美国是个年轻的国家，英国和法国是有长期历史传统的，它们的贵族也是一个小圈子。我在法国参加会议时，法国人还为我介绍儒家构建了中国的政治，说某某人是贵族等。任何历史现象，都是不容易一下子消失的。对于青年，我们一定要加强教育，绝不能说西方什么都是好的。我们应当用我们好的东西教育人民。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绝不能宣传个人主义，我们是个社会主义大国，有12亿人口，如果宣传个人主义，我们的国家就没有前途。中国儒家讲爱人，讲惠民、利民、富民，这一思想可以同西方后来的自由、平等、博爱作一些比较，这样对我们更好地了解中西文化遗产可能会有些帮助。现代新儒家，以弘扬儒家思想来发展资本主义，这当然是我们不能同意的。我们要明确地同新儒家划清界限，但我们不是反对儒家，不能因此而忽视了我们必须用马克思主义来弘扬中国优良道德传统的重要任务。我们要对中国古代的儒家思想加以批判地继承，使其能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服务。（1996年6月17日上午江泽民同志谈）
讲课结束以后
讲话结束后，江泽民同滕文生、王沪宁走进江泽民的办公室，简单交换了意见，江泽民又走出他的办公室同我握手告别说，请我把电话留下，他们有问题好直接找我，一时答不出来也没有关系，可以帮他们查查。现在请滕文生陪我吃饭，他就回家去了。
陪吃饭的人都是参加听课的，有：滕文生（政研室主任）、王沪宁（政研室副主任）、贾廷安（江泽民办公室主任）。吃饭就在一层的食堂。吃饭时，王沪宁还说“总书记说，你讲得很好，表扬了你”。在讲课中，我还提到了张居正及其为皇帝讲课所撰写的《四书集注直讲》，江泽民提出想借阅此书，后来，王沪宁先后两次来我家，一次是借书，一次是还书。
1996年12月28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又专门发了“中共中央办公厅关于引发《中外历史的九篇文稿》的按语”，这个按语说：
今年夏季，江泽民同志先后邀请八位教授就有关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的一些专题进行讲述，并共同加以研究。江泽民同志一再强调，为了顺利推进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领导干部一定要加强学习，大家工作都很繁忙，但要挤出时间来学。首先要坚持不懈地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同时，要努力学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知识、科技知识、法律常识、历史知识和其他知识。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无论从事经济工作还是从事其他工作，都要注意学习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特别是中国近代史、现代史和我们党的历史。重视历史经验的研究，时常披览前踪，有利于鉴往开来，有利于提高认识和把握社会发展规律的能力，提高领导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的水平。为了有助于大家更好地学习历史，根据江泽民同志的指示，现将八位教授讲述中外历史的九篇文稿印发如下。这些文章，都是他们个人研究的成果和看法，可供大家在学习研究中参考。
中央文件中所印发的这九篇文稿，都是原来交给江泽民的原稿。每篇大约有1万字。后来，教育部社科中心又会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要求各位专家将每篇原稿补充为3万字左右，并以《中外历史问题八人谈》出版（此书后来荣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我讲述的“中国古代儒家思想与政治统治”也被收入这本书。
此次到中南海讲课后，最早是《中国人民大学校报》作了报道，接着国内的一些报纸和杂志陆续作了采访，此后，就是香港报纸的宣传，把这次讲课同江泽民提出的“以德治国”思想联系起来。正是这样的原因，我后来撰写了多篇有关依法治国、以德治国的论文，最后集结为我的专著《以德治国与道德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