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礼亲王世铎任领班军机大臣十多年，为清代最无权的“宰相”之一。世铎亲历中法战争、甲午中日战争、戊戌政变、庚子事变等大事光绪甲申，无所献替，因未随慈禧西逃而去职，1913年寿终京邸。《清史稿》中，世铎小传只列在“诸王传”礼亲王杰书之后附载，极为简略，本文为第一篇较为详细的世铎传记。
礼王府
帮慈禧化解“同治立嗣”危机
有关“皇权”与“相权”之间的关系，史学界多有探讨，总的来说认为“相权”不断被削弱，但例外情况尚多。“相权”的起落，因具体政治形势、具体人物而变。礼亲王世铎当“领班军机大臣”时期，可能是“相权”最低落的时期，在他之后，荣禄、奕劻都拥有更大权力。
礼亲王为清初八大“铁帽子王”之首。第一代礼亲王代善，清太祖努尔哈赤次子，太宗皇太极次兄，为清廷打天下立下汗马功劳，也正是他的运作使皇太极得以继承皇位，故礼亲王一系在清代拥有尊贵地位。第六代礼亲王昭梿，著有《啸亭杂录》及续录等书，记录清代朝章国故，颇有史料价值，嘉庆二十年因侮辱大臣、虐待庄头被褫夺王爵，圈禁三年，道光九年郁郁以终。昭梿被夺爵，爵位由从弟麟趾承袭。麟趾去世，孙全龄袭爵。
世铎（1843-1913），道光二十三年七月一日出生，全龄第三子，代善九世孙，道光三十年（1850）袭爵，为第十二代礼亲王，同治间授内大臣、宗人府右宗正、宗令。1884-1894、1898-1901年间，两度出任领班军机大臣，民国二年十二月十三日薨。世铎为人惯于自我谦抑，也正是这一点为慈禧、醇亲王奕譞所看中。沃丘仲子（费行简）言世铎“接人谦穆，终身无疾言厉色，对内侍尤恭谨。李莲英向之屈膝，亦屈膝报之，诸王以敌体待诸阉，前此所未有”。（《近代名人传》第61页）
1875年，19岁的同治皇帝驾崩，慈禧选择醇亲王奕譞之子载湉嗣位，仍以皇太后身份垂帘听政。按照礼法，本应选择“溥”字辈继承皇位，同时为同治帝立嗣，也即将继统、立嗣两事同时解决。但若“溥”字辈继位，慈禧就变成“太皇太后”，缺乏继续掌权的法理依据。为继续掌权，慈禧选择同治帝同辈的载湉继位，留下隐患。
吏部主事吴可读认为，慈禧立咸丰帝侄子载湉继位，并无给同治帝立嗣。光绪五年三月，同治皇帝梓宫奉安山陵，年已六十八岁的吴可读自请随赴襄礼，礼成后服药自杀。人们在他身上找到一封遗疏，内容为：“两宫太后一误再误，为文宗立子，而不为大行皇帝立嗣。既不为大行皇帝立嗣，则今日嗣皇帝所承之大统，乃奉我两宫太后之命而受之文宗者，而非受之于大行皇帝。然则将来大统之归于嗣子，自不待言。臣以为不然，今日虽无异议，而将来之纷纭难测……”此为轰动一时的“吴可读尸谏”事件。
吴可读担心同治皇帝无嗣，可谓一片孤忠，实际上是给慈禧出了难题。慈禧命礼亲王世铎召集王大臣、大学士、六部九卿、翰詹科道会议，“将吴可读原折会同妥议具奏”。（《光绪朝上谕档》第5册第132页）世铎随后以“公议”名义递上一折，认为：“吴可读所陈豫定大统，此窒碍不可行。我朝家法，不建储贰，……总之，绍膺大宝之元良，即为承继穆宗毅皇帝之圣子。”（1879年6月27日《申报》）世铎秉承慈禧意旨，领衔会奏，认为将来继承光绪帝大宝的“元良”，自动成为同治帝的嗣子，否定了吴可读意见，为慈禧继续掌权铺路。此时世铎执掌“宗人府”，他等于以宗室代表身份为慈禧背书。
“甲申易枢”
1860年咸丰帝驾崩，随后发生庚申事变，恭亲王奕訢与两宫皇太后合作，清除了肃顺集团，以奕訢为“议政王”。新皇帝的年号定为“同治”，其中一种解释，是两宫皇太后与以奕訢为首的近支宗室、满人精英共同治理国家。奕訢以议政王身份领衔军机处，文祥、宝鋆等满军机都属奕訢亲信。奕訢掌握了相当大的权力，接近历史上的真宰相。在双方和衷共济之下，清朝统治集团克服种种困难，与西方列强签订多个和约，平定太平天国起义，取得“同治中兴”佳绩。然而，随着局势好转，慈禧不乐意继续受制于恭亲王，遂利用文武官员应对中法战争的糟糕表现，将奕訢及其班子轰下台。
光绪十年（1884），岁在甲申。三月十二日，慈禧发下朱谕，罢免全班军机大臣，奕訢“开去一切差使，并撤去恩加双俸，家居养疾”，宝鋆“原品休致”，李鸿藻、景廉“开去一切差使，降二级调用”，翁同龢“革职留任，退出军机处，仍在毓庆宫行走”。（《光绪朝上谕档》第10册第61页）这一朝局大变动，史称“甲申易枢”。
自庚申事变起，慈禧太后依靠恭亲王奕訢的辅佐，肃清把持朝政的肃顺一党，外和列强，内削反叛，稳固了地位。然而，自中法战争开战，奕訢领导的军机处及总理衙门，在命将出师、对法外交上确有失误，这些失误也与慈禧的进退失据有关，清廷在对法关系上处于十分被动地位。慈禧以此为由，罢免了整个军机处。
第二天，慈禧任命了新的军机处，命礼亲王世铎“在军机大臣上行走”，稍后明确为领班；户部尚书额勒和布、阎敬铭、刑部尚书张之万“在军机大臣上行走”；工部侍郎孙毓汶“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军机处遇有紧要事件，著会同醇亲王奕商办”。后来，感觉办事人手不够，增加刑部右侍郎许庚身“在军机处学习行走”。慈禧还谕令庆郡王奕劻主持总理衡门，这是庆王首次进入权力中心。这一措施，使原本一体两面的军机处与总理衙门分开，进一步削弱了军机处的权力。据《清史稿》记载，把世铎摆到这个关键位置，是醇亲王奕譞的主意。
著名文士李慈铭讥评这次军机处大换班为“易中驷以驽马”，意谓原来恭亲王的班子虽非骏马，还算有点能力，现在换上的是成群劣马。礼亲王世铎是懦弱无能之人，在王爵中“辈行”最高，慈禧、奕譞看中的这正是这一点。世铎在军机处领班，只是担任上传下达的任务，不是让他拿主意。这一届军机处实际负责人是光绪帝本生父醇亲王奕譞。奕譞不便直接领班军机处，原因之一是皇帝本生父不能太高调，另一个技术性的原因是：军机大臣每天早朝，都要跪着奏事，但按照礼法，父不能跪子。世铎谨慎平庸，恰恰适合作为奕譞遥控军机处的代理人。
新的军机处组成后，排第五位的军机大臣孙毓汶，为醇亲王奕譞亲信，实际权力反而凌驾于礼亲王世铎之上。很多章奏都由孙毓汶送到醇王府请示后再作处理，造成孙毓汶权力膨胀。
许庚身与孙毓汶
1890年，诗人樊增祥入京办事，写密信给张之洞汇报京中贿赂公行情况，披露的信息十分有趣：
近有一人引见来京，馈大圣六百（大圣见面不道谢），相王半之（道谢不见面），洨长二百（见面道谢），北池一百（见面再三道谢），其腰系战裙者，则了不过问矣，时人以为得法。然近来政府仍推相王为政，大圣则左右赞襄之，其余唯诺而已。（黄濬著、李吉奎整理《花随人圣庵摭忆》第386页）
信中用了很多隐语，写入京引见的地方官行贿军机大臣的金额，给孙毓汶（用“孙大圣”典故）六百，礼亲王世铎三百，许庚身（用《说文解字》作者许慎曾任洨长典故）二百，张之万（住在北池子）一百，额勒和布（“腰系战裙”）则一分钱也没有，说明此人在军机处不掌握权力。世铎以亲王领军机（“相王”），身价只及资浅军机大臣孙毓汶的一半。
光绪帝大婚后，按惯例即行“亲政”，即太后必须“归政”给皇帝。1886年，世铎上奏折请求慈禧继续“训政”。这个领班军机大臣，在任无所表现，唯一考虑的是尽力讨好慈禧。光绪十九年正月，世铎领衔军机处递上奏折，皇太后六旬万寿，请将徽号从十四字增加到十六个字，由内阁撰拟。（《宫中档光绪朝奏折》第7册第719-720页）结果，慈禧徽号变成“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熙”字样。世铎作为朝中“首相”，只能做这种门面功夫。与此同时，整个国家在中法战争后，时时处在危机之中，不见这位领班军机大臣建一策进一言，以改善国家治理、应对列强侵略。
鲜为人知的是，世铎跟继任的领班军机大臣荣禄有亲家关系，荣禄长女嫁给了世铎世子诚厚。光绪十七年（1891），曾国藩侄子曾纪渠授职广东惠潮嘉道台，是通过荣禄走世铎的门路，这是李鸿章给他哥哥两广总督李瀚章密信中披露的内情。（上海图书馆编《历史文献》第十一辑第110页）功臣之后想要升职，也要讨好亲贵。
野史记载，世铎对世界各国情况几乎一无所知。某年，其子侄辈某游历欧洲归国，世铎问道：“洋鬼子国家亦下雪否？”子侄皆掩口而笑，答道：“中外同一天地，风霜雨雪一也。”（陈灨一《新语林》）这个游历欧洲的“子侄辈”，应是世铎外甥承伯纯。1887年，承伯纯以“吏部候补笔帖式”随状元洪钧出使欧洲，为驻德公使馆随员，1890年与外交官张德彝一起回国。适诗人黄遵宪赴欧，赠诗《送承伯纯吏部东归》。这则野史笔记，讽刺世铎作为领班军机大臣，对西方国家缺乏起码了解，基本的地理知识都不具备，讽刺宰相无知，是否真实倒在其次。
袁世凯“告密”对象
在波谲云诡的晚清政坛，世铎处于权力中心而深知能力不足，经常采取请病假的办法来避免卷入漩涡，最终无惊无险。戊戌年二月初四日，“礼亲王世铎奏，假期届满病仍未痊，恳恩赏假并请派员署缺一折。礼亲王著赏假一个月安心调理。宗人府宗令著恭亲王署理，正黄旗满洲都统著奕劻署理”。（《光绪朝上谕档》第24册第39页）宗人府府令，相当于爱新觉罗家族的“族长”，管理宗室内部事务光绪甲申，地位崇高。恭亲王被罢黜十年，甲午战争爆发后，在群臣呼吁下重回军机处，二十四年四月初十日去世。十四日，光绪帝上谕：“现在时事方殷，礼亲王世铎著俟病体稍痊即行销假，不必拘定假期。”（《光绪朝上谕档》第24册第167页）光绪帝催世铎销假，是因为恭亲王去世后，军机处缺人领班。《翁同龢日记》对此评论道：“按恭邸既歾，礼可销假矣。”一语道破，世铎请病假纯粹为恭亲王让路。
据学者姜鸣的研究，世铎在戊戌政变中曾扮演关键角色。政变发生后，慈禧召荣禄入京，明旨命袁世凯“护理”直隶总督。直隶总督负责拱卫京师，手中握有指挥北洋各军大权，袁世凯必定是第一时间“告密”才能得到太后的高度信任。“护理”是清代制度，指下级官员暂时代理某项高级职务。袁世凯在谭嗣同来访后第一时间“告密”，对象是领班军机大臣礼亲王世铎。
戊戌年七月底，正在小站练兵的直隶按察使袁世凯奉召晋京陛见。八月初一日凌晨光绪帝召见，退朝后即命袁世凯“开缺以侍郎候补”，开去的是直隶按察使的底缺。袁“午后谒礼邸不遇”，他第一个想谒见的是礼亲王世铎，只是未能见到。八月初三晚，康有为指示谭嗣同登门拜访，游说袁世凯带领所部兵力进京，包围颐和园，禁锢皇太后，此即“围园锢后”密谋。传统的说法，都认为袁世凯八月五日回到天津才向直隶总督荣禄“告密”。此说比较迂腐。康有为、谭嗣同的计划几近谋反，袁世凯若无心配合执行这一计划，应在最短时间内向京中高层紧急汇报，而不是回天津后再行动。
姜鸣注意到，盛宣怀档案中有一份《虎坊摭闻》，为京中消息灵通人士给盛宣怀提供的情报。情报称：“袁谢恩后，使密告礼王而行，故再得护理（直督）之命。”袁世凯谢恩在八月初二日，谭嗣同见袁世凯在八月初三日晚，袁世凯八月初五日早晨请训（陛见官员离京前请皇上训诲），请训后即乘坐火车离京赴天津，最合适的“告密”时间应在八月初三日深夜或八月初四日，对象是礼亲王世铎。
袁世凯
世铎既是领班军机大臣，又是荣禄儿女亲家，两人都依靠太后的权力飞黄腾达，袁世凯小站练兵，最主要的支持者正是荣禄。袁世凯在北京，要找能直接向太后汇报的高层，世铎是不二人选。作为铁帽子王，世铎有随时“叫起”的资格。所谓“叫起”是清朝宫廷术语，指亲王主动求见皇帝或太后，“叫起”不是召见，而是亲王求见，有“叫起”资格的只限于亲王。这才能合理解释，为何袁世凯到天津后，太后电召荣禄入京，会安排袁世凯护理直隶总督。
此前，学者猜测袁世凯的“告密”对象是庆郡王奕劻，这个可能性比较低。庆王奕劻实际上是荣禄的竞争对手。礼亲王世铎则不同，他与荣禄是儿女亲家，袁世凯选择向世铎“告密”，应该也是考虑到礼王与荣禄这层特殊关系。姜鸣认为，《虎坊摭闻》“揭开了告密的真实路径”。袁世凯起家主要依靠荣禄提携，荣禄死后才投靠奕劻。
义和团事起，军机处大权实际被端亲王载漪、大学士刚毅等人所掌握，世铎明白不管如何表态都有风险，缄默不语。1900年夏八军联军攻入北京前夕，慈禧太后带着光绪帝“西狩”，世铎没有加入到逃难队伍中。稍后，上谕催促世铎等“迅赴行在”，世铎没有遵命。世铎估计是习惯了北京的舒适生活，不愿作艰苦长途跋涉。
光绪二十七年（1901）七月初三日，上谕“礼亲王世铎著开去军机大臣差使，仍补授御前大臣”。（《光绪朝上谕档》第27册第139页）《辛丑条约》签订后，清廷需要懂外事的军机大臣，军机处先后由荣禄、庆亲王奕劻领班，以便应付西方列强的需索，启动新政改革。世铎知识有限、不通外情，慈禧从此不再重用。
礼王府今貌
世铎子孙
世铎世子诚厚（1864-1917），同治三年八月二十五日生，光绪五年（1879）九月十五日与荣禄长女成婚，光绪十年被朝廷赏给应封不入八分辅国公，挑在乾清门行走，光绪十五年被挑在御前行走。诚厚富有纨绔习气，玩物丧志，喜欢养长虫（蛇）、刺猬、猫头鹰等。1913年世铎去世，溥仪小朝廷让诚厚承袭“礼亲王”爵位，民间称之为“疯王爷”，1917年（民国六年）正月十三日去世。
诚厚无子，由诚堃袭爵。诚堃（1886-1929）为裕定（全龄之弟全昌孙子）之子，1917年“奉旨”过继给世铎为嗣，承袭“礼亲王”爵位。诚堃长子浚楷出生于1918年，1926年回归本支为裕定嗣孙。1919年，诚堃次子浚铭过继给诚厚。1929年诚堃去世，浚铭袭爵。据《爱新觉罗宗谱》，浚铭出生于民国七年，也即1918年。（《爱新觉罗宗谱·乙四》，学苑出版社1998年，第3993-3994页）北京学者冯其利对世铎子孙情况作过深入的调查研究，金浚铭1951年因误打青霉素针过敏去世，终年34岁，落葬于海淀门头村。（冯其利《金浚铭的宗支、妻室、墓地》，载《海淀文史选编》第十二辑）至此，礼亲王世铎亲子、嗣子、嗣孙均无存世者。
台湾地区有个经学家“爱新觉罗·毓鋆”，在台北开设奉元书院讲学，弟子众多。他的早年弟子许仁图写成《爱新觉罗·毓鋆》传记，宣称毓鋆于1906年出生于礼王府，暗示他是礼亲王世铎之孙、诚厚之子，这在《爱新觉罗宗谱》中找不到记载，十分可疑。若诚厚有个1906年出生的儿子，不会在1917年由诚堃袭爵。毓鋆另一弟子、知名明清史专家，在社交网络公开说毓鋆是“逊清礼亲王”，以他的身份而作这样的无根之谈，殊不应该。毓鋆若真是礼王府后人，最大可能是旁支，也即无资格袭爵的支系。毓鋆究竟与礼王府关系如何，他的义子及亲近弟子有义务披露可靠文献加以澄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