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周易正义和周易集解哪个好
我个人认为周易集解好
2、周易集解的李鼎祚《周易集解》与时代风尚
李鼎祚编纂《周易集解》正处于唐中后期，唐诗、科举的兴盛，《五经正义》的编修，使经学处于衰弱之际。在《易》学上，王弼、韩康伯玄学义理《易》独统天下，两汉象数《易》学几成绝微之热。《周易集解》的编纂与当时经学上少许学者的动向有相近之处，成为经学复兴、时代反动的一个表征，从历史的大背景中仍可看出其更富深意的一面。 南北朝时，经学出现分野，“南人约简，得其英华：北学深芜，穷其枝叶”。“北人看书。如显处视月，南人学问，如牖中窥日”固。自隋统一天下之后，经学也开始走向统一。唐贞观四年(630)，唐太宗为统一儒学，命孔颖达与诸儒撰定五经义疏。贞观十六年(642)《五经正义》修订完成，中再经修改重订，至唐高宗永徽四年(653)颁行天下。此后，《五经正义》的经文、训诂、义疏被规定成为当时惟一的标准，不能有所出入，一字一义不合《正义》，就被斥为“异端邪说”，经学发展受到阻碍。
对《五经正义》进行深入贯彻是当时的科举制度。唐采取科举考试选拔人才，其中经学发展最受影响的是明经科。从《新唐书·选举志》的记载来看，当时明经科考试的主要内容有“帖文”和“口试，问大义十条”两项。“帖文”又称“帖经”，相当于今天的填空题，要求举子填写出一段经文中被覆盖的一行或几个字。这种方式完全需要应举者有良好的记忆能力，只要记得牢，也就不存在任何问题，其僵化死板不言而喻。口试大义主要由考官当面访问考生经书大义，后来又发展成为 “墨义”，即以书面形式作答。考察评判考生回答的优良程度是以编写认可的经文注解，尤其是孔颖达等编纂的《五经正义》为标准的，它要求考生照章一字不改地回答。因此，口试、墨义同样是对考生记忆能力的大检验，完全扼杀了他们的主观能动性、创造力。由此被社会上有学之士轻视。
与明经科相比，进士科则长盛不衰。明经科只需熟读默记经传及其注释即可中式，进士科重诗赋，则需要具有文学才能，而录取的名额，明经又远比进士为多，所以进士科比明科困难许多，当时便有“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之说。唐众科之中，最贵进士科，“缙绅虽位极人臣，不由进士者终不为美”。诗赋的兴盛使经学相形见绌，走向衰微。
在经学衰微的年代里出现与众不同，有所创意的新作，其地位自然不言而喻。《新唐书》卷200：“大历时，(啖)助、(赵)匡、(陆)质以《春秋》，施士丐以《诗》，仲子陵、袁彝、韦彤、韦苣以《礼》，蔡广成以《易》，强蒙以《论语》，皆自名其学，而士丐、子陵最卓异。”朱彝尊以“独未及鼎祚”为憾，已将李鼎祚《周易集解》与之并为一类。唐代经学的转变犹以啖助、赵匡、陆质的《春秋》学为重，将李鼎祚与他们并列，也就认可了李氏在《易》学上具有开一代新风的含义。全祖望对此更有深刻认识，他曾考究唐五代时的《易》学成就，将李氏《集解》别列一派，又以保存文献之功而倍加重视。《鲒埼亭集外编》卷23《周易义序》称：“唐人经学最草草，见于史者不过数家，《易》只推蔡广成一人。广成所着《启源》十卷，《外义》三卷，明人《一斋书目》尚列之，而予未之见。其余则阴洪道、陆希声、东乡助、高定诸家，恐皆无存者。其幸得存者，李鼎祚《集解》乃所以辑三十六家之绪言，在唐人说《易》，别为一派。其余则郭京、邢瓙之书，然则文徵《易义》足备正义以后之一种，不可听其无传也。五代则蒲乾贯有《易》学，亦谈象数者。总之关、洛以前，儒林寥略，苟有传者，皆当存之，以备时代，不当苛论于其间。”
在《唐经师从祀议》一文中，全氏更对唐代经学作了全面考察，深入细微，足资参考。其言曰：“唐之经学可谓衰矣，初年尚有河汾教育之余风，能以经术立言，自后诗赋日盛，而经学之衰，日复一日，稍有讲明其际者，不能以中流之一壶挽末俗。然使无此数人，则经学将遂为哑钟，是亦不可不稍存其学派也。……其三百年中有为兼通五经之学者，陆氏而后曰褚无量，曰马怀素，曰王元感，曰元行冲，专门名家之学《三礼》则魏文贞公征，其后有成伯玙，《易》则李鼎祚、蔡广成，《春秋》则啖助、赵匡，《诗》则施士丐，斯数人者，犹能守先圣之绪言以传之后，虽其言未必醇，而不为无功于经言乎。……成氏、李氏、蔡氏、啖氏、赵氏其书尚存，多为后学所采，则亦不可泯其劳矣。”在经学衰微的时代里，少数学者识别精明，眼光深邃，在困难的环境中将经学不断推向前进，他们在经学史上承上启下，其作用自当另眼相待。全祖望认识到了这一点，他不仅再次将李鼎祚列入啖助、赵匡等开一代学术新风的学者之列，更有力地说明他们在经学发展史上有不可磨灭的功绩，以此看待李鼎祚及其《周易集解》方为深切透辟。 唐初孔颖达修撰《周易正义》，他舍弃了两汉象数《易》学，而以王弼、韩康伯的玄学《易》为基础，再加诠释，在的影响下，一时义理《易》学独揽天下，习学象数《易》学者寥寥无几。宋人赵师秀(紫芝)就有“辅嗣《易》行无汉学，玄晖诗变有唐风”之句。《四库全书总目》卷l《周易正义提要》更评论说： “至颖达等奉诏作疏，始专崇王注，而众说皆废。”然而“《易》道广大，无所不包”，义理《易》学一枝独秀，而舍弃两汉象数《易》学的成果，不免精华与糟粕不辨而有所偏颇。李鼎祚看到了学术上的缺陷，认为象数、义理均含《易》道，不应有所偏滞。在义理《易》学横行的时代，他矫枉难免过正，《周易》集解更多地以象数《易》学的面目出现。《四库全书总目》卷3《周易窥余提要》称：“自唐人以王弼注定为《正义》，于是学《易》者专言名理。惟李鼎祚《集解》不主弼义，博采诸家，以为刊辅嗣之野文，补康成之逸象，而当时经生不能尽从其学。”看来，李鼎祚的努力在当时并未得到广泛认可。
在象数《易》学式微的情况下，李鼎祚敢于独树异旗，别为一派，逆时而动。这看似违背《易》学发展的事，却恰恰推动了《易》学向前发展，人们可以再次站在客观的立场上审视象数、义理两大派，各取所长，综合提高。李鼎祚的努力无疑开阔了人们的眼界。其《集解》自然独树新风。
编辑本段历史评价
《周易集解》保存了易汉学的许多文献资料，是考辑唐以前易学的重要参考书。清代汉学家特别重视《周易集解》，把它视为表彰易汉学和批评魏晋玄学之易学的榜样。今天我们研究易汉学也要倚重于此书。
李鼎祚与《周易集解》甲已广为人知，但真正知晓其人生平事迹，其书篇卷流传情况的人却寥寥元几。孟子讲知人论世，从李鼎祚的生平及其书的刊刻流传中更能加深人们对《周易集解》一书的认识。李鼎祚在编纂方法上以集解为主，收录了包括自己在内的四十二家《易》注，而以虞翻、荀爽之注为主轴，博采众长，不执己意任意去取。保存了汉魏至隋唐时期一些重要的《易》注，为清人复兴汉代《易》学提供了最原始最可靠的素材。李鼎祚在继承前人基础上所创新的颇富新意、优点突出的编纂方法引来房审权、李衡、程颐等人的效仿，影响也是十分深远的。
李鼎祚在编纂《集解》时虽以集解为本，但他仍以多种方式表述了自己的《易》学观点。他义理、象数兼重，而尤以补辑象数《易》为己任，将编纂工作做得十分完美。就是在义理上，李鼎祚也有独特的表现，他在王弼、韩康伯的路上继续融合《易》、《老》，在郑玄、干宝等以史证《易》的基础上也有所进步。李鼎祚所提出的“圣人之言连环可解。约文申义，须穷指归”，对整体系统地把握儒家经典的深刻内涵仍有指导意义。
李鼎祚在经学衰弱、象数《易》学式微的情况下，敢于创新，在艰难的环境下推动了易学的发展，也为经学的发展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成为那个时代值得珍视的少数几部经学著作之一，从而深深影响了《易》学乃至整个经学的历史。
3、周易全书周易全解第四十二集，周易集解，周易全解，周易本义等是什么意思
就是《周易》是一种形象字典。因为《周易》的原文，也叫爻辞，每一句都是夏商时期的历史。用历史来承载形象。例如 归妹卦是 帝乙为了平衡内部矛盾嫁妹妹的故事。但是384爻，这些故事都失传了。现在的人只能找解释了。所以很多人用不同的历史，文化角度，解释了周易。重新赋予形象。但是都没有原汁原味的强。
4、周易全书、周易集解、周易全解、周易本义等是什么意思？
周易大全，是周易整本书的内容，以及周易的相关东西；周易通解是把周易从头到尾解释一遍；周易正义是前人理解周易有错误，自己给改正过来，上面既有别人的观点，也有自己的观点这种书估计是学术性的；周易大传，是对周易的起源、发展等做的解释；周易正宗也是对周易提出自己的看法，但不一定是学术性的；周易经传，经传分为经和传两部分内容，经是周易的文字，后边的传，是对经的解释、补充和引申，这个学术性也很大；周易精解，是对周易的解释，不多说；周易校注，是对周易的学术性补正，是对周易在理解方面的一遍一遍的更正，探讨；六十四卦经解，是对六十四卦卦象由来、产生、解释、用途的解析。
5、周易集解的《周易集解》的篇卷
关于《周易集解》的篇卷，李氏在自序中称十卷。晁公武说：“《唐录》称鼎祚书十七卷，今所有止十卷而始末皆全，无所亡失，岂后人并之耶?”他所说的“唐录”盖指《新唐书·艺文志》。李焘不赞成此种观点，说：“按《唐·艺文志》称李鼎祚集注《周易》十七卷，据鼎祚自序止云十卷，又首尾俱全，初无亡失，不知唐史何所据而云十七卷也。《崇文总目》、《邯郸图》遂称七篇逸，盖承唐史之误。”朱睦（木+挈）为《周易集解》作序也赞同此说。清翁方纲对这种卷数的差异再次作了深入的考察：“案李鼎祚注《周易》，《新唐志》十七卷，《宋志》作十卷。而《宋志》五行类又有李鼎祚《易髓》三卷、《目》一卷、《瓶子记》三卷，合之乃十七卷也。盖《唐志》总其生平所著卷目言之，而《宋志》分析书名言之。晁公武、马端临、李巽岩(李焘号巽岩)之徒，或以为集注内亡失七卷，或以为后人所并，皆未之深考耳。”黄以周《儆季文钞李氏周易集解校本叙》所考更为详实：“自序其书云：凡成一十卷，《中兴书目》同。《新唐书·艺文志》云十七卷，与自序异。考《宋志》五行类有李鼎祚《易髓》三卷，《目》一卷，《瓶子记》三卷，李氏自序中亦有别撰《索隐》之语。盖《宋志》所载七卷，即所谓别撰者。是自序云一十卷者据《集解》一书言也，《唐志》云十七卷者据李氏全书言也。李氏别撰之书盖术数家言，故《宋志》入五行类。……自北宋时《集解》盛行，别撰之书寝废。故《崇文总目》称七篇逸，《郡斋读书志》言‘《集解》止十卷，始末皆全无所亡失’，皆实录也。但王尧臣于逸七篇不著别撰之书，晁公武又谓‘据《唐录》十七卷，今十卷为后人所并’，未免疏舛，而后之刊是书者，或分为十七卷，或合附录《略例》一卷，改序语一十卷为一十八卷，皆非李氏原本。”
今查《宋志》所著录者确如翁氏、黄氏所言。但兵书类还有：“李鼎祚《兵钤手历》一卷。”此若以类相别，似无可疑，而《新唐书·艺文志》五行类著录：“李鼎祚《连珠明镜式经》十卷。”如此，《易髓》三卷，《目》一卷，《瓶子记》三卷是李鼎祚另撰的《索隐》，还是《连珠明镜式经》分析而成，并不可确断。因此，翁方纲、黄以周之说没有充分的证据，更何况王尧臣明言七篇逸，又不著别撰之书!
《四库全书总目》则称：“今考序中称：‘至如卦、爻、彖、象，理涉重玄，经注、《文言》，书之不尽，别撰《索隐》，错综根萌，音义两存，详之明矣。’云云，则《集解》本十卷，附《略例》一卷为十一卷。尚别有《索隐》六卷，共成十七卷。《唐志》所载盖并《索隐》、《略例》数之，实非舛误。至宋而《索隐》散佚，刊本又削去《略例》，仅存《集解》十卷，故与《唐志》不符。……盖自宋以来均未究序中‘别撰《索隐》’一语，故疑者误疑，改者误改。即辨其本止十卷者亦不能解《唐志》称十七卷之故，致愈说愈讹耳。”《总目》未言《索引》为何为六卷，仅据推测以合十七卷之数，亦不可信从。胡玉缙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补正》中以翁氏、黄氏之说以驳《总目》仅以疑攻疑而已。
以上诸说虽多不可信，但自宋以来，李鼎祚《周易集解》的卷数为十卷则无疑义。王应麟更认为是《新唐书·艺文志》著录本身有误。明代毛氏汲古阁重刊《周易集解》，对该书作篇章乃至字句的修改则变乱了《集解》原貌。张金吾《爱日精庐藏书志》所载极明：“是书《新唐书·志》作十七卷，《崇文总目》、《绍兴续编四库阙书目》、《中兴书目》(自注：见《玉海》)、《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文献通考》及李氏自序俱作十卷，则是书自宋以来止有十卷周易全解第四十二集，无十七卷，可知也。毛氏既析十卷为十七卷，以合《唐志》之文，又改自序中一十卷为一十八卷，以合附录《略例》一卷之数，而宋以来之卷次遂不可复识矣。”由此可知，汲古阁在刊刻《周易集解》时好古求奇，将其书由一十卷改成一十七卷，合卷末王弼《略例》一卷，共十八卷。因李鼎祚自序称：“其王氏《略例》，得失相参，采葑采菲，无以下体，仍附经末，式广未闻。凡成一十卷。”所以，又改自序“一十卷”为“一十八卷”，以与《新唐书·艺文志》的著录相合。此后，十七卷本便广为流传。李道平《周易集解纂疏》所采用者即此种本子，所以鼎祚自序作“一十八卷”。疏称：“或作一十卷，《新唐书》作《集解周易》十七卷，《中兴书目》、《通考》作十卷。”今传《周易集解》多作十七卷，如《津逮秘书》、《四库全书》、《学津讨原》、《古经解汇函》、《丛书集成初编》所收即是。《雅雨堂藏书》作《李氏易传》也是十七卷。只有《秘册汇函》所收为十卷，题名《易传》。四库馆臣于所辑《崇文总目》卷一“周易十卷，李鼎祚注”称：“谨按鼎祚自序称十八卷，《唐志》作十七卷，盖删去所附王弼《略例》一卷。”真可谓不加考订的荒谬之说。
6、周易集解纂疏和周易折中内容一样吗
孙振声的《白话易经》 孔颖达《周易正义》 李鼎祚《周易集解》 朱熹《易本义》 程颐《易传》 李光地《周易折中》 惠栋《易汉学》 《周易集解纂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