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97从阴阳五行看中国戏剧何以晚成内容提要：阴阳五行思想发源于中国上古时期的农业社会，殷代的四方观念、“五行材质说”和《周易》的思想体系是我们所见最早的相关记载。阴阳五行彼此牵制、调和矛盾、循环往复的机制，因中国人以宗法制为基础的社会组织结构而神圣化，并演化成为一种涵盖天地万物的综合思维模式，左右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这种思维模式与戏剧的意志冲突精神是针锋相对的，是导致中国戏曲姗姗来迟的一个重要原因。关键词：中国戏剧的起源；宗法制；君主集权；阴阳五行的思维模式；中和阴阳五行思想为中国自然哲学的源头，它以别致、精微而又至为广大、深厚的构思，构建起了宇宙万物起源的理论基础。但是，它深沉的张力和现实的意义，却是从思维模式上对中国人的社会形态、历史嬗变、生活方式等诸多方面进行了义理上的高度概括；并且由此而反作用于它所概括的对象，形成了中国人“思想的骨干”[1]，其深远的渗透力量，对中国文化的方方面面产生了极为深刻而久远的影响。中国戏剧的晚成，就与阴阳五行思想的源远流长具有不容忽视的内在联系。一[]的，因此周易和原始的阴阳五行思想，人们的行动也就受到了影响。这是农业社会的必然结果。第二，把四方尊之为神，崇拜它们，祭祀它们，“祈年侑雨”，为今后五行学说由农业生产的实用性转向政治伦理的统领性埋下了伏笔，也为它的神圣化、神秘化奠定了基调。
我们对殷人的四方观念是不能孤立起来看的。常正光先生指出：“四方不可能是抽象的四方，它在空间的存在必然要依附一个中心点，有了中心点才有四方，不然就无所谓四方了。事实上殷人据出日入日交构成十字形。”[6]（第356页）《辞源》也说：“上古时代，我国华夏族建国于黄河流域一带，以为居天下之中，故称中国，而把周围我国其他地区称为四方。”[7]（第67页）所以《荀子大略》云：“欲近四旁，莫如中央；故王者必居天下之中，礼也。”《新书属远》云：“古者，天子地方千里，中之而为都。”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历史学家庞朴先生“殷人已经具有了确确实实的五方观念，”“这种以方位为基础的五的体系，正是五行学说的原始”[8]论断，就是一种极有远见的看法。从《荀子》和《新书》的引文，我们还可以看到，五方观念实际上与中国君权专制、一统天下的社会组织模式是有直接联系的。在现存文献中，五行观念的数术化大约在春秋末期才正式形成，《墨子贵义》中墨子与日者的对话中，已经出现了方位与天干、四色龙相匹配的信仰，这种分类配位系统可以整理为下表：方位[]盾冲突就与真正的个体之间的意志冲突具有了根本性的不同。即便是有什么矛盾，也是在君权控制之下的矛盾，并不具有意志的冲突性。
而且即便矛盾真的出现了（只要不违反君权的最高利益），统治者也会采取“以他平他”的手法把它们扼杀在萌芽状态，并且从此以后消声匿迹，大家的脸上一片喜气洋洋，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的一样。这种社会中的矛盾就像一个万花筒中五彩缤纷的花，虽然斑驳陆离，但是是抓在一只无形的手里的。因此，五行要归于阴阳，阴阳要归于太极。太极就是皇极，就是最高的、层层把关的、纵横交错的神权、君权、族权、夫权。因为一统天下，所以各种纷繁复杂的矛盾都控制在君权（在家族内部就是族权、夫权）的总利益之下，也就是说，中国的统治者要在现有矛盾的内部自我消解矛盾，而不是突出矛盾，更不是扩大矛盾，弄得最后不是你死，就是我活。用《易传》的话来说就是：“亢之为言也，知进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丧。其唯圣人乎？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圣人乎？”应该说，这正是阴阳五行的思维模式在中国古代盛行不辍的最关键原因。很明显，戏剧的精神中揭示矛盾，在矛盾激烈冲突的过程中突显人物意志张力的特性与这种社会现实基础之上的思维方式是针锋相对的。阴阳五行思想的社会政治意义还在于，它的本质是在变化、在冲突中求稳定。它有充分的涵摄能力，承受能力，但是，它的内核是“中和”。
它在是与非之间，追求的不是真理的客观实在性，而是大家各打五十大板式的相安无事。因此，有人说，中华文明之所以能够成为世界上唯一一种没有出现断代的文明，固然有其他许多因素，但是，这种阴阳相推、相生相胜，彼此依持，超拔以为“中和”的思维模式，起到了最为深刻、最为本质的作用。为什么这么说呢？笔者的浅见是，中国古人的人生价值并不是为了追求客观真理的神圣性（这是中国古代实证科学不发达的关键原因），而是追求家族的传宗接代、国祚的稳固绵长、生命的健康长寿。因此，当重大的矛盾出现以后，中国古人首要的思维指向是怎样平息事端，而不是打破沙罐问到底，必须弄出个谁是谁非。即便是知道谁是谁非，为了暂时、当下的稳定局面，统治者们也会装聋作哑，视若无睹。中国的社会组织形式走上了以“宗法制”为基础的君权专制的道路之后，宗统与君统就连成了一张漫天的大网，中国人就成了无数的社会伦理关系中的“连接点”，它们彼此牵制、彼此依存的关系就像阴阳五行中的子系统一样，顺之则生，逆之则亡，在圜道上循环往复地“阴阳相推”。而与此相照应，阴阳五行的思维模式，就使全国上下的人都采取了一种“中和”的态度来面对生活中的一切事情，统治者采取“中和”思想，可以萌生宽恕，做事不要太过分的心态；老百姓采取“中和”的思想，可以忍受生活中的痛苦，特别是统治者对自己的盘剥。
他们承认矛盾，但是他们的思维指向却是在“中和”的指引之下的化解矛盾，他们追求的是超常的稳定。因此，在阴阳五行的涵盖下，就不会允许任何揭示矛盾、突显矛盾的事物发生，例如周易和原始的阴阳五行思想，由原始狩猎舞蹈演变而来、展示人与兽之间、人与人之间冲突的原始戏剧就只能走向绝灭，不可能具有存在和发展的空间。因此，中国的先民们因为宗法血亲制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历史视野”（）和“期待视野”（接受能力、知识结构、文化心理等等）在现实的彼此牵制、互为依持的关系中，把阴阳五行的思想方式推而广之，把这种思维模式与社会的结构形态、历史发展的规律结合起来，使之成了一种涵盖天地万物、一切事物的基本方法，构成了在中国文化史上贯彻千古，深刻影响中国人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的宇宙人生生成路径：太极阴阳五行万物，从形而下的对物质起源的探讨，上升到形而上的思想律：天地之气，合而为一，分为阴阳，判为四时，列为五行。到了邹衍的时候，就在理论上总结出了一整套五行“相生相胜”的构架：金水木火土金（相生）；水火金木土水（相胜），形成了涵盖天地万物的“五德终始”说。五行配位系统基础上的五德终始学说的本质在于“循环”。
《周易》的书名本身已经透露了这种循环性特征。《小尔雅广言》曰：“周，币（匝）也。”《广雅释言上》：“周，旋也。”先秦时期经典中“周”字的意思大都是“环”、“复”、“绕”等，所以，阴阳五行思维就其运动的轨迹来讲，就是旋而复回，绕圜环旋，终而复始，绕行周天。用《易传》的话来讲就是“日是一种被《吕氏春秋》称之为“圜道”的模式。圜道的本质在于封闭，在于周而复始，像中国历史上改朝换代一样，换汤不换药。戏剧的最大特点是在情感的激荡之中，在意志的斗争之中，一直跌宕起伏奔向结局。所以，戏剧的灵魂在于创新，在于奔向未来的精神！这是著 名美学家苏珊朗格在其巨著《情感与形式》中提出的最重要的观点之一。然而令人遗憾的 是，我们现在清楚地看到，这种奔向未来的精神与中国传统的“圜道”模式是不能相容的。 在文章的第一部分里，笔者讲述到了戏剧的三个规定性。走笔至此，我们已经非常清楚地看 到，以宗法血亲制和君主集权制为基础的阴阳五行的思维模式，与这三个规定性是针锋相对 的，是导致中国戏剧晚成的根本性原因。 注释： 至少公元前2 世纪印度戏剧已经萌芽； 大约公元元年前后，印度古典戏剧已经成熟；大约公元4 世纪至5 世纪，印度最优秀的戏剧 作品《摩罗维迦》、《广延天女》、《沙恭达罗》已经诞生，其中《沙恭达罗》至今都还享有世 界性声誉。
甚至公元2 世纪经过许多人补充、修订的积世之作《戏剧论》（又译《舞论》），已 经完全定型。 关于中国戏剧何以在宋元时期出现这个问题，拙文《从戏剧的起源看戏曲的 改革》（见《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0 期，第696页）中从“阴阳五行”、 西域歌舞艺术的大量涌入、元蒙时期传统文化出现断层、社会矛盾异常尖锐等四个方面进行 了论述。 这两个名词是由加达默尔提出来的，他说：“理解活动乃是个人视野与历史期待 的融合。”见 H.R.姚斯（德国）、R.C.霍拉勃（美国）的《接受美学与接受理论》，辽宁人民 出版社1987 年版（周宁、金元浦译本）第323 顾颉刚.阴阳五行说及其理想中的政治制度[A].秦汉的方士与儒生[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2] 斯基.诗的分类和分型[A].别林斯基论文学[M].北京：新文艺出版社，1958.[3]胡厚宣.甲骨 文四方风名考[J].责善半月刊，1941，（2）.[4] 杨树达.甲骨文中之四方神名与风名[A]. 微居甲文说[M].北京：科学出版社，1954.[5] 复旦学报，1956，（1）.[6]常正光.阴阳五行学说与殷代方术[A].中国古代思维模式与阴阳 五行说探源[C].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7] 辞源修订组.辞源[Z].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1.[8] 庞朴.阴阳五行探源[J].北京：中国社会科学，1984，（3）.[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