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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郑渝川
当代日本著名思想史家、东京大学前教授末木文美士所著的《日本思想史》一书，从篇幅来看，当然只是本“思想简史”，其中文版约16万字，但内容品质还是一流的。书作者在比较短的篇幅内，较好地讲述了日本思想传统是如何在引入中国（儒家、中国化的佛教）、印度（佛教经典）的情况，进行了奇异的内化，从而发展为具有鲜明日本特色的思想体系——这一思想体系远比我们通常认为的更为坚韧，以至于日本在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中期大规模西化以后，却仍然相较于其他东亚国家、东南亚国家具有更为浓郁的独特性。
《日本思想史》这本书的一大特色就是，书作者为了从大的趋势上把握日本思想史，提出了大传统、中传统和小传统。大传统其实就是由“王权/神佛”两极的思想体系结构——在“大传统”的结构中，王权关乎世俗的、现世的“显”的世界秩序，神佛则是其背后的超世俗的、超现世的“冥”的秩序，日本的思想史因循着王权相关的思想、神佛相关的思想、二者的紧张关系中展开的思想这三条线。书作者说，日本知识阶层的智识生活，文学、艺术思想，伦理思想，贴近生活的医学、历法、劳动、技术等思想，都可以理解为王权与神佛紧张关系中展开的思想。
而在神佛思想中，日本的本土神与外来佛之间的关系，佛教与神道的思想体系，本身也呈体系化，也存在矛盾张力。
《日本思想史》书中所指的“中传统”指的是明治维新以后到二战战败期间的思想结构。这个时期，前述大传统的两极结构其实上解体了，转变为了以天皇为顶点的一元结构。“中传统”中，虽然日本政治、社会、经济层面呈现出引入西方文明的诸多要素，是“显”的一面；但在“冥”的一面，这期间的日本仍然是一个尊崇皇室、神道的国家，与基本上已经完成了世俗化转变的欧美国家相差甚大。
而小传统，指的是二战战败后，经由民主改造，日本原有的皇室、神道思想体系转趋式微，真正意义上开始较为深刻地接纳西方思想，并在相当程度上重新重视中国传统思想在日本的遗存。但正如书作者所指出的那样，由于美国主持的民主改造因朝鲜战争爆发匆匆告终，所以日本思想上的小传统并不能像之前的大传统、中传统那样，成为一个可以有效统御全民的思想架构，所以逐渐的，日本陷入了后现代的思想崩坏状态，日本社会也因此发展出各异形态的亚文化。
某种意义上可以认为，在日本古代，也就是书作者所谓的大传统的时期，之所以确立起王权/神佛两极的思想架构、意识形态框架中国日本儒家思想国强必霸，就在于日本一直试图做一个既要吸纳中国文化精华，但也要避免被古代中国的王朝纳入册封体制的国家。正如前面所提到的那样，在神佛思想之中，神道与佛教之间的对立、矛盾其实非常突出，因为日本政治思想的基本逻辑就是皇室血脉来自于众神，并将天皇本人定义为“现神”，但又竭力将之的具体存在与政治事务隔离开来，从而让“现神”不必为现实政治担负任何责任。
这本书也相当明确地指出，日本的思想文化无论从哪一个层面来说，都是对中华文明进行学习模仿的产物，尤其是汉字、文学、儒学、佛教几乎是在同一时期（中国的南北朝）被日本接纳。这其中，今天的朝鲜半岛去往日本的移民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古代日本，神道与佛教既对立，又事实性地相互影响，例如前者的许多仪式以及神社建筑其实都大幅引入了后者的内容。《日本思想史》书中指出，神佛的合流最终以日本的众神服膺于佛教的更强信仰体系。但日本本土化的佛教也吸纳了神道要素中国日本儒家思想国强必霸，从而奇异地哺育出日本精英阶层根深蒂固的神国思想。这种思想在古代的中国、朝鲜，以及其他很多具备本土宗教或大规模传播了外来宗教的亚洲国家，都是不存在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