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日两国关系史上甲午一役，甲午战争有着至关重要的位置，因为后来的许多事情都与这场战争有关，要想把中日之间的历史讲清楚，也必须从1894年的这场战争谈起。
日本展览馆中的长崎事件图
“长崎事件”
1884年12月4日，部分亲日的朝鲜贵族和官员策划了一次政变。这次政变有日本人从中协助，政变的目的有两个：一是脱离中国独立；二是改革朝鲜内政。12月6日，驻防朝鲜的袁世凯率领清驻朝军队镇压了这次政变，发动政变的朝鲜开化党人或被处死，或亡命日本。期间，一些驻守在朝鲜王宫的日本士兵也在战乱中被杀。对于本国士兵死于政变之事，日本方面承认是自己的错误，日本陆军省的内部资料中这样记述：“（派兵入朝导致被杀）这件事，可以说是由我方引起的。”但后来日本政府却不甘罢休，找清廷交涉。经过一番谈判，双方签订了《中日天津会议专条》，条约主要内容如下：议定清、日从朝鲜撤兵的日期；清、日两国均不要再派员到朝鲜充当军事教官；朝鲜若有变乱或者重大事件，清、日两国其中一国要派兵入朝，应先行文知照对方。
1886年7月，当时尚未正式成军的北洋水师，在李鸿章的命令下，抵达朝鲜元山一带巡弋操演，“以振国威”。后又奉命前往俄国海参崴访问。鉴于铁甲舰在长途航行后，需回港涂油维护，而当时清廷的旅顺军港尚未完工，李鸿章遂决定由水师提督丁汝昌率镇远、定远、威远、济远四舰前往位于日本长崎的三菱造船所进行检修，并展开对日本的“亲善访问”，这也是中国舰队对日本的首次访问。
后来北洋水师官兵在长崎与当地警察发生了冲突，双方各有伤亡，史称“长崎事件”。与以往处理外交事件不同，清廷在“长崎事件”中态度强硬，北洋水师总教习英国人琅威理甚至提出了对日断交、武力解决的主张。后来双方达成彼此让步的协议，双方一致认定是语言不通导致了误会，肇事者交由本国政府自行处置，而死伤人员则由对方予以适当抚恤。在“长崎事件”中，日方所支付的抚恤金额大大超过了中方，其实等于日方变相对中国进行了赔款。“长崎事件”虽得以和平了结，但日本的反华、仇华、排华情绪却也被煽动起来，日本海军扬言：“一定要打胜‘定远’。”
中日之间的这些摩擦和冲突，虽未使两国爆发大规模战争，却为日后的甲午之战埋下了引线和伏笔。
日本对战争蓄谋已久
“长崎事件”虽然和平解决，但日本政府暗地里一直在寻找复仇的机会。
1894年1月，朝鲜爆发了赫赫有名的东学党起义，中日两国反应也都极为迅速，根据《中日天津会议专条》的规定，各自派兵入朝并提前通知了对方。但朝鲜政府很快便与起义军达成了妥协，起义军随即解散。这时中日两国军队应撤军回国，但日方却认为朝鲜的骚乱尚未彻底平定，此时不应撤兵，而应帮助朝鲜整治政治，彻底肃清动乱的根源。
日本这是醉翁之意。
1894年7月25日上午，日本海军联合舰队在朝鲜丰岛海域向北洋水师打响了第一炮，甲午战争由此爆发。关于甲午战争的爆发，《日本为什么侵华》一书如此记述：“值得一提的是：明明是日本联合舰队先开的炮，可是日本海军将领山本权兵卫却故意将《航海日志》等原始资料篡改为‘清国海军先开的炮，日本海军被迫还击’。日方这样篡改真实的历史，无非是想推卸战争责任、混淆国际视听。当然，这同时也许说明了：日方从一开始对于自己所挑起的这场甲午战争的正当性，就没有足够的底气的，是心虚的。”
当时中国海军对日本还是有心理优势的，朝野普遍认为中国当时的国力、军备和军力都优于日本，对付英、美等强国可能有难度，但收拾日本这个蕞尔小国还是绰绰有余的。但无情的现实很快便击碎了大清国的天朝之梦。1894年9月17日，中日海军在黄海大战，北洋水师大败；同时日本陆军也从朝鲜跨过鸭绿江，攻入中国东北，11月21日，攻占旅顺口；1895年2月17日，日军攻陷威海卫，李鸿章经营多年的北洋水师全军覆没。
据相关文献记载，在中日甲午战争中，日军死亡17041人，中国则死亡6万人以上。在此情况下，清廷不得不割地赔款，1895年4月17日，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与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在日本马关签订了近代史上著名的《马关条约》。
日本政府对甲午战争其实早有预谋，可以说是蓄谋已久。据《日本为什么侵华》一书透露，早在1893年的时候，日本陆军参谋本部就积极改革军制，充实军备，因为陆军参谋本部依据各方形势判断，中日必有一战。在这个背景下，日方积极备战，而最终的结果也让中日两国之间的政治军事格局发生了彻底改变。
日本全民举债与李翁之争
这场对中国影响甚巨的战争其实是日本借钱打赢的。日本当时的国力不如中国，但日本通过明治维新走上了资本主义之路，积极学习、借鉴西方先进的政治和经济体制，为自己的自强铺平了道路，这与当时清廷的保守、颟顸有天壤之别。日本海军舰队中有一艘战舰“吉野号”，这是中日甲午海战中日本海军的主力舰，该舰击沉了邓世昌指挥的“致远”舰，后来“吉野号”又参加了1900年的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和1904年的日俄战争。据说“吉野号”原为中国所订，后来中国政府为了给慈禧太后修建颐和园，中央财政空虚，无力支付舰款，最后才落到了日本人手里。这个说法在坊间盛传，实情究竟如何已不得而知。但据日本国会图书馆保存的档案记录记载，当时日本为了打赢甲午战争，全民举债，败了全民承担，胜了战争赔款。
与日本人的全民举债相比，清政府的国防和军备投资就显得可怜了。当时海军的建设由李鸿章负责，他的海军发展计划从一开始就遇到许多磨难，历经坎坷，期间还饱受朝廷派系倾轧之苦。
1891年6月，李鸿章上奏朝廷在山东胶州（今青岛）、烟台筑造炮台，得到了朝廷允许，但却遭到主持财政的户部尚书翁同龢反对；翁同龢以户部的名义奏准暂停南北洋购买外洋枪炮、船只、机器两年。李鸿章对此极为愤懑，在给云贵总督王文韶的信中抱怨说：“枢密方议增兵，三司已云节饷，军国大事岂真如此各行其是而不相谋！”台湾巡抚刘铭传也为李鸿章抱不平：“人方惎我，我乃自决其藩，亡无日矣！”正是在此期间，中国对日本海军原先保持的优势和领先很快被超越了。
但当中日爆发冲突时，翁同龢却极力主战，获得朝野时誉好评；而直接掌管军备的李鸿章，主张依靠列国调停来消弭战端，却被扣上了投降卖国的帽子，“李二先生（李鸿章）是汉奸”一说甚嚣尘土。关于李鸿章与翁同龢之间的交锋，中国近代海军史学者姜鸣在《天公不语对枯棋》中曾有一段精彩描述：
那年9月30日，中日黄海大战之后，翁同龢奉旨前往天津，与李鸿章会商战况。问及北洋军舰时，李“怒目相视，半晌无一语”，旋慢慢调头说：“师傅总理度支，平时请款辄驳诘，临事而问兵舰，兵舰果可恃乎？”
翁同龢辩称：“计臣以樽节为尽职，事诚急，何不再请？”
李鸿章愤愤反问：“政府疑我跋扈，台谏参我贪婪，我再哓哓不休，今日尚有李鸿章乎？”
翁同龢为之语塞。
在民族危机面前，能否以国家社稷为重，敢不敢与侵略者战斗，是区分历史人物民族气节的主要标志。但在生死存亡关头，京中大老的主要精力，仍在党同伐异，权衡官场得失，这才是最可痛心的。
甲午战败以后，朝廷又派李鸿章出面收拾残局，对日议和。李熟读史书甲午一役，知道此行对其个人声誉是个毁灭性的的打击，但他依旧前往。进京请辞时，李鸿章故意邀翁同龢同赴日本，但翁同龢却害怕背上割地赔款的罪名，婉言推辞了：“若余曾办过洋务，此行正不辞。今以生手办重事，胡可哉？”李鸿章后来赴日谈判签约，在马关遭日本浪人小山丰太郎狙击，弹中颧骨，幸未致命。正如事前所料，李鸿章回国后遭到国人一致唾骂，但翁同龢却为幸免，当年曾有副著名的对联将其与李鸿章并列谩骂：
宰相合肥天下瘦，司农常熟世间荒。（李鸿章是合肥人，翁同龢是常熟人）
《马关条约》签订后，沙俄对《马关条约》中“大清国割让辽东半岛给日本”非常敏感，于是沙俄便联合德国和法国，共同对日本施压，要求日本政府将辽东半岛还给中国，这一事件在历史上被称为“三国干涉还辽事件”。
法国和德国应俄国的请求也敦促日方放弃辽东半岛。与此同时，俄、法、德还出动战舰，摆出了一副“你不就范，我就开火”的架势。日本当时能战胜中国已属不易，凭它的实力确实无法再与俄、法、德抗衡，于是便与三国斡旋、协商。结果中国以额外支付三千万两白银的代价，将《马关条约》中割让的辽东半岛“买”了回来。（鲁 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