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初年，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对这场革命多有论述和解读。1912年9月3日，孙中山在北京五族共和会与西北协进会上发表演说，指出“我国去年之革命，是种族革命，亦是政治革命”，确认了辛亥革命的民族民主革命性质。
革命的进程，诚如他在《八年今日》一文中的描述：“今日何日，乃革命党员熊秉坤开枪发难，清朝协统黎元洪被迫而起革命军于武昌之日也。随而冯国璋焚烧汉口，随而袁世凯病起彰德……无如党人遍布国中，响应四起，遂致清朝江山不可收拾，于是而南北和议开，于是而非袁莫属之论起，时予方在伦敦从事于外交问题之解决，正当着手举世同情，乃屡促共和国体之速定，正式政府之成立，欲乘时要求友邦之承认，乃迁延两月，头绪全无，加以远闻国人，尚有主张清帝之君宪者，予深恐革命大功亏于一篑，故不得不舍外交之良机，而奔驰回国……于是草创政府于南京，而共和国体乃定焉。”这既是孙中山的个人经历，实际上也勾画出从武昌起义到南京临时政府成立的历史脉络，这正是辛亥革命的核心内容。同时也褒扬了革命党人肇建民国的历史功勋。
在这篇发表于1919年10月10日的纪念文章中，孙中山还鉴于当时时局，感慨“今日何日？正官僚得志，武人专横，政客捣乱，民不聊生之日也”，“今日之民国，竟成亡国士大夫之天下也”。尽管“革命军起矣，民国由之立矣，但革命之事业尚未成功也，革命之目的尚未达到也”。革命尚未成功这一论断，以后得到了中国国民党的进一步发挥和解说。
2.北洋系在辛亥纪念中，存在着刻意“去革命化”的倾向
民初执政北京的北洋系，对辛亥革命的解释则暧昧其词，语焉不详。1912年10月10日，由北京政府内务部举办追祭礼，国务总理赵秉钧代表袁世凯恭读祭文，只以“时会既开，国风丕变，帝制告终，民豪聿见”数语，表现民国肇建过程，肯定诸位烈士终结帝制之功，对民族革命几乎不提。
1913年袁世凯就任正式大总统，他在长达万余字的《莅任宣言书》中，提及辛亥之役只有寥寥数语，只说“武昌事起，为时势所迫，身当其冲”，简笔勾勒了自己从武昌起义出山到上位临时大总统的历程，突出了五族共和的主题。
实际上北洋系在辛亥纪念中，存在着刻意“去革命化”的倾向。1912年由孙中山、黄兴等发起在北京举办革命纪念会，会期将届，接内务部通知辛亥革命北京，更名为共和纪念会。1913年底北洋系将领段祺瑞督鄂，对武昌起义门、聚义门之名颇为反感，认为“以二城门为标榜，致军民脑筋易起浮动观念”，下令恢复其原名中和门、通湘门。
这种貌似怪异的表现辛亥革命北京，其实有其合理解释。首先这与袁世凯为首的北洋系经历有关。对于袁世凯的北洋系而言，武昌首义后，北洋六镇即担负起扑灭南方革命烈火的责任，在山陕、长江沿线与民军反复厮杀。在北洋系的经历中，恰恰是他们的力战，造成了五族共和局面。清帝退位诏书上分明写着“袁世凯前经资政院选举为总理大臣，当兹新旧代谢之际，宜有南北统一之方，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军民协商统一办法”。其次，高举“共和”大旗，也是国家建设的现实需要。民元4月以后，袁世凯为首的北洋系居于执政地位，民国初建，政府的亟务是统一和稳定，“五族共和”已成国策，纪念中过分强调革命，显然不合时宜，不利于国内各族敦睦，稳固国基共建民国。无可否认，北洋政府要员原在清政府任职，辛亥之役中，一段时间曾效忠清朝，与革命军进行过正面的军事对抗，纪念之中宣传革命之功，无异于授人以柄，其执政地位尤显尴尬。这也是民元北京政府只宣扬“共和”，不愿也不能宣扬辛亥纪念中的“革命”的原因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