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不必为中国人的成就迷住心窍，以至竟认为其帝国体制真乃有史以来最好的。——伏尔泰
（古代中国）家庭主义，世俗权力至高无上，追求美好的社会。——斯塔夫理阿诺斯
近代中国并没有形成资本积累，更没有形成知识积累。
人类形成前（猿人及以前）为躲避气象地理灾难，如大规模的冰川，应当有过大规模的迁移行为，由此人类分布于全世界。中国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通过考古学证明，在170余万年前即有旧石器文明存在，按照时间地球上最近的一次冰期：第四季冰川期始于距今200万年左右。我国的最后一个冰期：大理冰期，直至距今1万年才结束。人类虽然因气候地理原因而遍布于平原、山川、丛林与岛屿，但文明的最终却在河域附近发展起来。如巴比伦的两河流域，埃及的尼罗河流域。我国文明起源于黄河、长江流域。这是因为大河提供了肥沃的土壤用于农业，大大提高原始人类的食品生产能力。在原始社会中，全体人员都要统一合作为食物和安全而奋斗，狩猎与耕作的行为是格式化的，虽然需要有人主持，但全体成员都绝对公平地分享信息。今天的发明家、科学家可以为自己的一个想法连续工作几个月以作出成果，但是原始社会的人类是决不允许这种“个人行为”存在的，因此研制新的工具是偶然性的事件，正因为是偶然性事件，所以人类初期的发展在今天看来才如此的漫长。随着工具的多样化及其在生产中的重要性提高，工具制造与一般性工具利用的劳动有了分工。一旦工具制造与工具利用分开，社会的发展便有了质的飞跃，从事工具制造的人们可以专心从事工具的创新和提高，大大加快工具水平的提升。而新研制的工具也用于农业、军事方面，增加了社会产出和部落的安全性，由此人类生产的产品有了节余，开始部落之间的经济联系，形成统一的区域文明。
氏族时期的人们是很容易被满足的，所以必须得到来自自然界的适当压力才能进一步促进智力开发，锻炼人类的创造能力。大河的灌溉在给人类提供农业环境的同时，大河的泛滥又给人们以压力，迫使人类进行以治水为目的的社会工程活动。在治水这一过程中人类的智力得以开发和促进，出现了系统性的工程思维，创新性劳动相对于一般性劳动在某种程度上独立出来，在治水的过程中要测绘地形，计算材料成本，这引起数学的进步，同时对地质的了解也必然增加。在对工程质量的控制上，材料力学的知识会增加，建筑力学也会相应地形成。群体合作对于管理也提出了一定的要求。并且人们在这一过程中可以提出许多创意并制成一些提高劳动效率的工具，可以用之于军事和生产，增加人类的技术外延与活动范围。
印地安人之所以没有发展自己可持续的文明，部分原因在于他们的社会缺乏改造自然界的大型工程。虽然他们也建造了自己的金字塔，但与治水一类的工程相反，金字塔不是对于自然的改造，而是对于自然的崇拜。由于缺乏改造自然的群体性工程，在客观上自然界不能对于智力的进一步开发提供有利的条件，并且宗教又限制了他们在发展观念。这种社会虽然从理论上讲也可以依靠偶然性技术进步的积累而发展，但是相对于自然界来说太过脆弱。由于缺乏内部的发展动力，并且无法将外部压力转化为发展动力，在这种情况下，早期文明很有可能因为内部的战争、外部的灾害等原因而绝迹。有些人认为，缺乏明确的、独立于自然的发展观念的文明仅能看作一种“半文明”，即简单地制造和利用工具，而不能称之为文明，这有一定的道理。
“剩余产品”的出现使得氏族之间出现交换，交换对于秩序的需求是天然的，由于交换的增多，市场先于国家而生成，并在国家的法律体系下发展为以货币为媒介的贸易。社会由于战争等压力而使技术不断进步，并且引起人口迁移和技术、文化的传播。正是通过贸易、宗教、战争及少数精英的热心传播，欧亚大陆的文明不断发展。伊斯兰教对于西方的威胁和打击使西方大力学习阿拉伯文化和古希腊、罗马文化，引起西方以文艺复兴的方式把大陆文化与海洋文化结合起来。加上中国的四大发明的传入，使得西方的经济、科技不断发展，从而崛起于欧亚大陆。资本制度确立后，西方以科技为基础，以权力为庇护，在世界范围内谋求利益。而固守大陆文化的中国则仍然做着唯我独尊的美梦，直至西方的大炮轰开国门才看到一连串奇异的现象。
鸦片战争以后，以奕为代表的中国上层开始洋务运动，以图通过简单地引进西方的军工技术增强中国的军事力量，免除外辱。但经历过1883年的金融风潮打击后，洋务运动一蹶不振，甲午战争中国战败标志着洋务运动的失败，马关条约的赔款、“赎辽费”及庚子赔款使中国大举以铁路、矿山抵押借外债。于是外国势力逐渐控制中国核心经济部门，清政府三次发行国债均告失败，辛亥革命前发行的“昭信国债”更是一场笑话。为征收银两归还外债，只好把更多的财政权力移交到地方督抚手中，进一步造成地方坐大，这为辛亥革命后各省纷纷独立响应提供了一定条件。另一方面，改良与革命的呼声越来越高，二者之间展开论战。由于固步自封，清政府的离心力不断加大。
由于与西方世界的经济联系不断增加，中国的经济区域格局发生重大变化，传统的运河经济（以京杭大运河为核心）由于多处断航而遭到严重破坏。在外国资本的渗透和国内小规模的技术引进的情况下，通商口岸的经济模式形成，如上海、武汉的崛起；胶济铁路通车、德国的经营使青岛的经济崛起；东北中东铁路的修建、犹太人的迁入使哈尔滨崛起（俄国对中国的投资在1902年居各国首位）。在经济格局改变的过程中，局部的繁荣与大部分的经济恶化并存，即苏州、杭州、烟台等地因为地理性原因而丧失了传统的经济优势地位，在新的经济模式下衰落，内地农业经济更在动荡的局势下破败。
外国资本在国内不断扩张，国内经济被迫随之改变。世纪初的中国经济逐渐发展为半殖民地模式，它分为三种成分：封闭的农业经济，手工业经济和近代工业。农业经济被不断破坏，而手工业由于贸易的发展而在许多地区出现短暂的繁荣。近代工业中，以官办洋务企业为主，如张之洞办的湖北枪炮局，汉阳铁厂等，外资企业为次，如1908年,GE在沈阳建立了第一家灯泡厂，中国的石油和煤油供应为美孚、壳牌公司垄断。随着时间发展，外资逐渐向重工业渗透，许多煤矿、铁路与钢铁企业逐步为外资控制，如开平煤矿由胡佛等人通过不正当途径把控制权出卖给英国。各种经济成分中，民营资本最弱。虽然有继昌隆缫丝厂，周恒顺机器厂等，但处于刚起步阶段，至于研发能力更不足与彼时的西方相论。在金融业方面，则由汇丰银行为首的外国银行控制，友邦保险曾在中国上海设办事机构，但是因战乱而撤回。国内仍以钱庄、票号为主，如晋商的票号与胡雪岩的阜康银号等，现代的银行在清末虽然成立却不具备现代银行的职能与作用。
中国近代工业薄弱，如比较有名的江南制造局从1865年成立到甲午战争一共才生产枪5万枝，300尊炮。相比于洋务企业，民营公司状况更差。当时民营公司不过几百家而已，且多为官僚和买办所有，如1890 年至1910 年,中国共约建立棉纺织厂共计26家,对这些厂家创办人或主要投资人的情况如下:官员创办的共13 家,退休官员或绅士创办的共7 人,由买办创办的共6 家，如徐润、唐廷枢等，他们的力量有限。并且是依附于清政府和帝国主义的，许多对革命有抵制态度。虽然也得到民族资本家、华侨资本家的支持，但力量有限。
中国工业不能迅速发展的最重要原因是科技知识与技术人才缺乏，工厂使用的机器设备多为外国淘汰品，并受到外国工程技术人员的欺骗，另一个原因是管理不善，仍然沿用官场的方式管理企业。唐绍仪在1907年左右出使美国，希望引进美国的资本与技术发展中国经济，但是为日本阻挠。所以当时最好的办法是大批派遣留学生学习工业、科技知识，但是传统的观念极大地束缚住了国人，这是国内科技落后的深层原因。科举制度直到1906年才被废除，而近代学堂却无法适应近代教育的需求。首先，通晓西方语言、文字者少辛亥革命成功的标志，教员的人数、水平均很困难；其次，在学堂课程中的西学与中学比例问题时常引起争议，文言文又使知识传播受到很大限制，而白话文的使用和科技名词的统一则是新文化运动时的事情了。
有一些教会学校和外国慈善事业机构，为中国培养了许多人才，如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协和大学培养大批医学人才，也因该基金会 “培养的人才帮助了共产党”而在麦卡锡主义时期受到指责。当时以留日学生最多，1904年左右达到两万人，但由于对于旧制度的不满，大批的留学生又转学文科辛亥革命成功的标志，向国内传播西方文化，宣传革命，虽然不利于工业建设，可对辛亥革命却是莫大支持。在这一时期，由于民主思潮的发展，翻译工作也趋向于社会科学，并数倍于自然科学。这为国人突破传统观念的束缚提供了一定的条件。
1901年，美国纽约的帮会Five 和之间展开战争。帮会组织虽然在社会的角落，但有着较长的历史。但是无论后来美国的黑手党及意大利本土的黑手党都不能形成与近代中国的帮会组织洪门、青帮这样大的影响。帮会组织是由利益驱动的，暴力维系的民间非法结社行为。自汉代的郭解以来，中国民间涌现出大量“行侠者”，他们以自己的方式代替腐败的地方政府行使社会公正裁判权，这客观上推动了帮会组织的发展，中国的帮会史源远流长。
洪门本身是由清初的一些“反清复明”组织发展来的。渗入到水手行帮到手工业行帮中，并参与私盐的活动，并有士绅参与。社会的不安定因素增加了成长，其成员多为下层群众，并有乡绅参与，广布于工人、农民。瞿秋白指出：“上海的工人之中，差不多一大半是属于青帮、红帮等类的秘密组织的；工厂工人尚且如此，苦力更不必说了”。而五四以后，社会主义分子组织工会时多与帮会组织有交涉，洪门的李凤池曾组织过罢工，张国焘曾与之联系组织上海工会未果。即使在工会组织基本建立以后的安源罢工中，李立三、刘少奇也专门制订了针对帮会组织干涉的计划。
在同盟会寻找革命力量的时候，首先找到的是反对政府的帮会组织。这是因为民族资本家的弱小客观原因形成的。兴中会在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洪门与哥老会联合起来，徐锡麟、秋瑾等人也加入了洪门，陈其美加入青帮，孙中山则加入海外洪门，并将之改组为致公党。而康有为也派梁启超加入洪门，以争取会党的支持。这些人加入帮会组织的同时成为其领导成员，他们通过改组帮会的形式把其政治目标带入到帮会中。
在联合会党的同时，同盟会还极力取得帝国主义的支持，1900年，孙中山在日本政府的支持下，以台湾为指挥部发动广东地区起义，后因日本反悔等原因起义很快失败。甲午战争后，日本迫于俄国压力而退还辽东半岛给中国，这件事对日本产生了很大刺激。日本对于中国革命分子抱有暧昧态度，一直许可同盟会在日本的活动，以图在革命成功后从新政府处获取更大利益，如在辛亥革命后，日本三井财阀即资助临时政府一些资金。当时的革命分子对日本所抱的也是种复杂心情，在1904的日俄战争中，日本胜利被认为是新崛起的黄种人对老牌西方大国的胜利，虽然由于战场在中国东北而对日本加以指责。孙中山与日本的关系使得同盟会曾一度分裂。
1901年，内田良平等人把“玄洋社”改组为黑龙会，致力于为日本刺探情报等工作。黑龙会对于日本的政界影响很大，该帮会大力推动日本的对外扩张。黑龙会、洪门等帮会组织对于当时政治的影响是空前绝后的，其原因是由于两国特殊的历史源流及当时特定的社会环境。虽然后来随着世界的情报部门力量增强，对帮会组织起到了助长的作用，但其影响远逊于洪门与黑龙会，并且现代西方帮会组织势力见长的原因也是由于枪械武器在社会中放任流动造成的。
1902年，宫崎滔天发表《三十三年落花梦》，向世人介绍孙中山的革命事迹，这本书引起了巨大反响，大大提高了孙中山在国内外的影响力。黑龙会与中国的革命分子有密切关系，内田良平经由宫崎滔天认识了孙中山，后来同盟会的成立大会即借用内田良平的住所。1905年，同盟会成立时，虽然孙中山一直在海外宣传革命，但仍在黄兴等人提议下，被一致推举为首领。
在同盟会等组织领导下，革命人士不断发动起义，极大地打击了清政府。但由于会党组织性不强，起义难以持久，1908年后，同盟会把起义的主要力量转向新军，逐渐转向在新军中发展革命力量。许多学习军事的留学生成为同盟会会员，他们归国后成为新军军官和讲武堂的教官，于是在讲武堂发展学生兵，在新军中发展士兵。如在广州起义前，广东新军的下级军官与士兵中的同盟会员有约3000人。摇摇欲坠的清政府出于维护统治而立宪，成立了“皇族内阁”，反而使其离心力更大。由于国库空虚，铁路修建资本多由当地民间筹集，1911年，清政府宣布“铁路国有”，并拒不归还民间资本，各地相继开展“保路运动”。四川哥老会在同盟会的支持下掀起的保路运动声势最为浩大。清兵于是向四川调动，装备武力镇压，但引起湖北地区兵力空虚，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辛亥革命在武昌由新军起义成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