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辛亥革命纪念日前夕，为追思先驱，我专程来到首先爆发这场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的武汉。
晴川历历，芳草萋萋。我直奔位于武昌、背靠蛇山、面向首义广场的辛亥革命纪念馆。它占地约28亩，主体建筑是一幢红墙红瓦的房子，人们称之红楼。
红楼最初是清政府设立的湖北咨议局局址(该局系清末为预备君主立宪而在各省设置的议事咨询的民意机构)，其建筑风格摹仿西方议会大厦，1910年建成。1911年10月10日，孙中山先生领导下的湖北革命党人，成功地发动了武昌起义。第二天就在这儿组建了鄂军都督府并发布文告，宣布建立中华民国。义声所播，全国响应，从而一举结束了帝制，为中国的进步打开了闸门。红楼因此被誉为“民国之门”。
红楼后有一组灰色的房子叫议员公所，是当年咨议局议员们生活起居的场所。楼前是同心广场，寓意“两岸一心”。
1961年，红楼经国务院公布为首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有两个基本陈列：一是以红楼为载体布置《鄂军都督府旧址复原陈列》，一是布置于西配楼的《辛亥革命武昌起义史迹陈列》。
从格局图中，我大致了解到军政府成立初期的政府组织结构，这是非常简单的政府雏形，设5个部——参谋部、军令部、军务部、民政部、外交部，还有黎都督起居室、总监察长室、各部稽查长室等，但就是这样一个简单的地方政府，却改变了中国近代历史的进程。
鄂军都督府会议厅原是咨议局议事堂。武昌起义第二天，也就是1911年10月11日湖北革命党人和起义官兵在此集会。
在主席台左边是黎元洪被推为都督后，军政府发布的第一份文告。当时革命党人请大都督在上面签字印发，黎元洪拒不签字，连声说“莫害我”，最后革命党人李翊东提笔代签了一个“黎”字，文告才得以面世。这份布告的发布对稳定人心起了一定作用。其落款时间是黄帝纪元四千六百零九年八月二十日。为什么会有这种奇怪的落款?1911年是清宣统三年，但革命党发动起义就是为了推翻清王朝，所以不会采用宣统年号纪年，加之革命党宣称自己是炎黄子孙，所以就从传说中汉族人的祖先黄帝算起，到1911年正是四千六百零九年。八月二十日是阴历，转换成公元历法则是10月11日。
主席台正中布置的一面旗帜叫18星旗辛亥革命武汉，是武昌起义的军旗。18颗黄星代表山海关内18个省份的炎黄子孙，红底是鲜血，黑色是铁，是武器，主题和象征意义是18省的炎黄子孙团结起来，以“铁血”即武力推翻满清王朝的统治。
在台口右边有一张图片，反映的是1912年4月孙中山访鄂期间受到湖北各界欢迎的情景。1912年4月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首先到湖北访问。4月10日这天，他在此发表演讲。
外交部的设置是鄂军都督府代行中央政府职权的重要标志。只有一个主权国家才有外交部。在1912年元旦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前，鄂军都督府实际上在军事、外交等方面行使中央军政府的职权。它通过外交部对各国发布照会，宣示革命政权的政策，以取得各国外交支持。这份《中立布告》，是鄂军都督府取得的重大外交成果。军政府成立之初，就给汉口的5国领事发布过外交照会，呼吁承认中华民国，但5国迟迟不答复。直到10月17日民军和清军在汉口刘家庙展开激战，民军大获全胜，这时5国看到革命党人力量强大，联名发布了一纸布告，承认民军是和清军对等的军事实体，他们保持中立。这份布告实际上承认了民军地位，对清王朝是一个打击。当然它也只是一纸空文，5国后来在暗中支持袁世凯，帮助袁获得总统宝座。
都督会客室和会议室是黎元洪在红楼活动的重要场所。1912年4月孙中山访问武汉，曾在此会见过湖北军政界人士。
黎都督起居室是黎元洪任都督之初的住所。黎是湖北黄陂人。武汉有黎黄陂路，就是纪念他的。黎原为清军第21混成协统领，为借重其声望，武昌起义次日辛亥革命武汉，革命党人推举他作鄂军都督府都督，开始他态度强硬，不愿与革命党人合作，被安置在这间屋内。他不吃不喝，象个“泥(黎)菩萨”，后因武汉三镇光复和革命形势迅猛发展，才转变态度，同意出任都督。
侍卫官室正对黎都督起居室。侍卫官的主要职责是负责都督的安全保卫及饮食起居。最初几天实际上是执行软禁和监视黎都督的职责。
顾问官室和秘书官室是都督黎元洪的咨询幕僚机构和重要的办事机构。革命党人宋教仁曾在秘书官室起草了著名的《鄂州临时约法》，它是第一个具有资产阶级宪法性质的法典，成为以后南京临时政府颁布的《临时约法》蓝本。
军事会议室是都督府召开军事会议的专门场所，许多重大军事决策在此形成。阳夏保卫战中，黄兴曾在此召开军事会议。墙上有一地图，反映的是阳夏战争的形势。其中红蓝线代表两军运动路线，可看出汉口、汉阳两地是当年的战场，而当年汉口称夏口，故简称阳夏战争。
参谋部是鄂军都督府最初设置的4部之一。其职责为辅佐都督制定作战计划。都督府草创之际，军民大政，参谋部主持最多。
总监察长室和各部稽查长室的设置则反映了当时革命党人良好的精神风范。先说刘公，他是湖北襄阳人，出身巨富之家，早年留学日本，加入了孙中山组建的中国同盟会，并创办了另一个革命组织共进会。1910年回国，家里人交给他两万两银票，叫他去北京捐一个道台，也就是去买个官，但刘公将这笔巨款无偿捐给了武昌起义的指挥机关，用作购买枪械和起义的后勤保障经费。鉴于他资深革命党人的地位和为武昌起义做出的贡献，起义前在推选未来的政府成员时，刘公被推为政府总理。但最初组建的鄂军都督府中没有刘公的位置，有人就为他抱屈，刘公却不以为然，认为革命目标已完成，应该让贤者执政，自己退居一旁监督就OK了。他“功成不居”的风范为大家钦佩，所以推举他为总监察长。
蔡济民是武昌起义的军事指挥人员，他带领一支部队攻进湖广总督署，为起义的胜利立下汗马功劳。起义后被公推为各部稽查长。他一生追随孙中山，后在护法斗争中为地方军阀所杀。黄兴称赞他是“鄂省军中之巨擘”，即可以竖大拇指的人物。
民政部不同于今天的民政部，而是相对于军政而言，主要职责为负责地方行政事务，部长职权相当于省长。汤化龙是原湖北咨议局议长，当年在红楼办公。武昌起义成功后，他约集原咨议局的立宪派人士，与革命党人、旧军官联合组建了鄂军都督府，并被推为民政部首任部长。
军令部是鄂军都督府最初设置的4部之一，主要职责为秉承都督命令，发布军令，调遣军队。都督黎元洪曾兼任过军令部长一职。
军务部主要负责军务行政、军队后勤。革命党人孙武、张振武曾分任军务部正、副部长。后来蒋翊武也出任过副部长——“首义三武”均汇集于此部。
接着我们又参观了《辛亥革命武昌起义史迹陈列》。它分7个部分，是全景式的展现。
序厅正面弧线是一组与武昌起义相关的人物群像。主题是在孙中山的旗帜下，在同盟会和同盟会中部总会的推动下，湖北革命党人领导和发动了1911年10月10日的武昌起义。画面下方的一行立体字是提示人们永远铭记的日子：1911年10月10日。人物像下方影像是取材于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浮雕，反映的是湖北新军攻占湖广总督署的场景。
鸦片战争后的19世纪末，帝国主义国家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素有“九省通衢”之称的武汉也未能逃过列强魔爪。自1861年英国在汉口建立租界始，德、俄、法、日等国也相继在今天汉口江汉关至黄浦路一带建立租界。列强以租界为据点，对湖北进行政治、经济、文化上的侵略与渗透;与此同时封建专制统治也日益深重，在双重压迫下广大农民流离失所，苦不堪言。
面对中国社会的内忧外患，统治阶级内部也不乏一些有识之士，湖广总督张之洞即其一。他是推动湖北走向近代化的重要人物——为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于将倾，在湖北开始推行耸动中外视听的“湖北新政”。其主要措施：一是办工厂，最有名的是汉阳兵工厂和汉冶萍钢铁联合企业;二是练新军。甲午战败，张之洞深受刺激，认为军力不强是致败之因，所以开始在湖北编练一支有别于清八旗的“新”军。新军除了武器装备、服装有新特点外，张之洞还大力提倡读书人当兵，投笔从戎在当时竟成时尚，这就为革命党人在新军中宣传鼓动新军起义埋下了伏笔。到张之洞离任时，他给湖北留下了两支部队：第八镇(师)和第二十一混成协(旅)，共约1万5千人;三是兴教育。人才的匮乏也让张之洞痛心疾首，新政期间，他开办了许多以传授西学西技为内容的新式学堂，当时流传一首《学堂歌》“湖北省，二百堂，武汉学生五千强”，说明湖北教育的兴盛。他还派遣大量留学生远涉重洋赴日本、美国、西欧求学。其中尤以派赴日本为多，当时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中湖北籍人数位居第一。后来的辛亥革命领袖黄兴、宋教仁和吴禄贞等都是张之洞派到海外的留学生。欧风美雨的冲击和张之洞在湖北的新政，客观上为中国的变局准备了条件。我们早就知道的“汉阳造”是国产的第一种现代枪械。民族复兴史多少委屈了促成这第一支枪诞生的张之洞，他在1884年抗法战争取得大捷的战役后萌生出开办铁厂的创意。他最痛切地领受到法兰西第二帝国派来殖民中国的士兵手里操持的枪炮杀伤力，在给清廷呈送申请报告同时，就向德国、美国订购冶铁炼钢制造枪炮设备。直到10年后的1893年，规模居亚洲第一、世界第二的汉阳铁厂建成并点火开炉，告别作坊式的炼铁铺里的小炉灶，以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技术和最大的规模炼出了中国第一炉钢，随之又用自己冶炼的钢铁制造出中国第一批铁轨、第一管快枪……
清末湖北的反清革命发端于1900年的自立军运动。首领为唐才常、傅慈祥等，他们密谋发动“勤王”运动，以逼迫慈禧归政光绪，推行君主立宪。但事败，唐、傅被杀。吴禄贞也参加了自立军运动，失败后远赴日本，侥幸逃脱。在日本他与其他留学生有缘见到孙中山，并接受了其革命思想。他们或创办报刊鼓吹革命;或接受指示回国起义;或创办革命团体联络同志、发动军队。湖北首个革命组织科学补习所在张难先、朱元成、吕大森、曹亚伯等志士组织下成立。其中一个昂然卓立的年轻人叫王汉，是科学补习所重要成员。他奉行暗杀主义，认为杀掉几个清廷大官就可以动摇清朝统治根基;于是乔装改扮，追杀清户部侍郎(相当于财政部副部长)铁良，可惜射术未精，结果以身殉义。他在临行前，给新婚8个月的妻子留下绝笔诗《别内》，最后两句“若使断头成永诀，愿卿含笑贺孤魂”，表现了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王汉牺牲时年仅23岁。继科学补习所而起的革命团体是日知会，首领刘静庵，后遭叛徒告发，日知会被政府查禁，刘静庵被捕入狱，在狱中坚贞不屈，被折磨致死。张难先在刘静庵牺牲后，请画家张善子画了幅刘静庵像，以寄托追怀之情。后来张难先还请了许多民国名人在这幅画像旁题辞，右上“正气长留”是孙中山之子孙科题写的，“英威不朽”则是书法家于右任的手笔。
日知会后，湖北革命党人成立了十几个革命团体，并在辛亥年间逐渐归流为两个齐头并进的革命组织——文学社和共进会。文学社社长是湖南人蒋翊武，湖北共进会会长是汉口人孙武。两个团体都坚持以发动军队投身革命为方略。经湖北众多革命团体的努力，在武昌起义前夕，湖北新军1万5千人中有5千多人加入了革命党。
1911年夏秋间，四川爆发保路运动，清政府紧急调派军队镇压，湖北新军第3l标及32标1营在川汉、粤汉铁路督办大臣端方带领下赶赴四川。武汉城防相对空虚，大大鼓舞了湖北革命党人起义的信心。而这时在上海由宋教仁、谭人凤发起成立了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在其推动下，文学社、共进会抛开门户之见，合而为一，组成统一的临时指挥部策划起义，他们的计划得到黄兴的赞同。革命党人为起义预备了军旗、印信、钞票，只待时机成熟。
武昌起义的爆发和一件突发事件有关，即宝善里炸弹案。1911年10月9日孙武在汉口俄租界宝善里秘密机关配制起义用的炸弹，捣药时用力过猛，导致爆炸，孙武面部炸伤，被送往医院。屋内浓烟滚滚，引来俄租界巡捕的注意，他们将房间团团围住，搜出起义用的文告、旗帜、印信及革命党人花名册，并将其送交湖北当局。湖广总督瑞澄下令四闭城门，按名册捕拿革命党人。彭楚藩、刘复基、杨洪胜于当晚相继被捕，10月10日凌晨，3人慷慨就义于湖广总督署东辕门。10月10日晚武昌起义爆发，晚10时湖北新军工程第八营响起武昌起义第一枪，起义士兵在共进会代表熊秉坤带领下冲出营房，奔赴楚望台军械库领取枪弹，并推举吴兆麟为总指挥。吴兆麟下令打开中和门(即今起义门)，迎接炮队进城，并兵分3路，围攻清督署。经一夜激战，督署被炸成一片瓦砾，湖广总督瑞澄仓皇逃窜到“楚豫”兵舰，第八镇统制张彪在督署被攻克时也望风而去。次日凌晨18星旗插在了警钟楼头，武昌起义取得成功。
10月11日起义士兵簇拥至湖北咨议局，推举黎元洪出任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都督府都督。都督府成立后即以“大总统孙中山”名义发布文告，并照会驻汉各国领事，请其“严守中立”，同时发布一系列革除时弊陋习的文告如禁蓄辫令，禁缠足令等。清初，皇帝为强化对汉族地区的统治，颁发过剃发令，主要内容为10个字：“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从此汉族男人就蓄起了屈辱的辫子长达260余年。武昌起义爆发后，革命党人上街剪辫子表明不承认清政府的统治，并与之彻底决裂。黎元洪同意就任都督时，就剃了个光头表明态度。
武昌首义消息传出后，次日汉阳、汉口相继起义，汉口还成立了以詹大悲为首领的汉口军政分府;省内汉川的梁钟汉发动起义，随即刘英、刘铁兄弟在京山发动起义。由于荆州是八旗驻地，革命党人以武力光复荆州城。
对于武昌首义的消息，清廷大为震惊，急派陆军大臣荫昌、水师提督萨镇冰统领水陆大军分途并进直抵武汉;并重新起用在洹水垂钓的袁世凯，委以重任，全权指挥水陆各军进攻武汉。
军政府成立后，立即扩军备战。武汉市民踊跃投军，不满3天即募集3万人，未经训练即开赴战场与清军殊死搏杀。展品中有件血衣是敢死队长黄祯祥当时所穿，左右衣袖上各绣有“九月初六日敌人攻刘家庙枪伤左肩之纪念”、“初七日与敌大战抢炮三尊敌弹如雨枪伤右肩今共和成立以作纪念”，生动展示了革命军浴血奋战的英勇气概。由于民军依托汉口街巷处处阻击，清军统领冯国璋竟悍然下令放火焚烧汉口，使繁华街市变为一片焦土。
革命领袖黄兴在香港听到武昌起义消息，一路乔装改扮，乘船赶到武汉，受到武汉军民的热烈欢迎。他不顾风尘劳苦，立即带领参谋人员赶赴前线，部署对清军的反击。其后军政府在阅马厂举行了盛大的拜将仪式，仿效秦汉之际刘邦拜韩信为大将的典故，由黎元洪委任黄兴为战时总司令，负责阳夏战守事宜。
女子张竹君是上海红十字会会长，在武昌起义期间她组织一支民间医疗队，准备奔赴阳夏战地，正好此时黄兴来到上海，苦于无法安全迅速赶到武汉，请张竹君帮忙，张将黄兴化装成红十字会的医生，随船带到武汉。到汉后，张竹君带领医护人员出入战场，救护伤兵、收殓尸体。“国殇”碑就是当年红十字会所立。
在训练有素的清北洋军强大攻势下，民军节节退守，11月27日汉阳失守。阳夏战争虽以清军得手阳夏、民军退驻武昌告终，但民军以万余人的身躯血战坚守4l天，为其他各省的独立赢得时间，并吸引了清军主力，所以“败中寓胜”。
武昌首义得到了全国大多数省份的响应，最先响应者为湖南、陕西。其后江西、山西、云南等省相继光复。各省起义领导者有一些后人耳熟能详：如山西都督阎锡山、云南都督蔡锷、江西都督李烈钧、沪军都督陈其美，还有率敢死队光复杭州城的蒋介石。1911年12月25日孙中山自海外归来，29日在南京举行了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选举，他以绝对多数票当选临时大总统，黎元洪为副。1912年元旦，孙在南京宣誓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与之相对应的是，清朝末代皇帝溥仪在袁世凯的威逼利诱下，于1912年2月12日黯然下诏退位，统治中国两千余年的封建帝制从此终结。清朝黄龙旗残损滑落，而被颁定为中华民国国旗的五色旗则冉冉升起，从此中国进入了一个共和新时代。五色旗的五色是红、黄、蓝、白、黑，分别代表当时中国的五大民族汉、满、蒙、回、藏，象征五族共和。
辛亥革命的硝烟早已散尽，但这场革命带给中国的变化是巨大的。直至今天，我们还生活在辛亥革命的影响之中。
不妨做个假设：如没武昌起义，没辛亥革命，也许今天在紫禁城里还端坐着一位皇帝，男人的脑后还拖着一根长长的辫子，女同胞们则要把脚裹成三寸金莲。在服饰上也能看得出那场革命带来的变化，孙中山给中国人贡献了一套中山装，西服也自辛亥后慢慢在中国流行……这些都是以武昌起义为开端的辛亥革命的功劳。当然，如没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也会出现其他人领导的革命最终把封建皇帝打倒，逐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但这显然是要经过更多、更长的痛苦的历史进程!
看完整个展览，孙中山的哲言“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不能不引起人们心中的共鸣。
离开辛亥革命纪念馆，我又到武汉江夏区金口镇参观了中山舰博物馆。中山舰原名永丰舰。1910年由清政府花费68万两白银向日本订购，舰身长68·3米，宽9·83米，航速13·5节，配备主副炮8门，排水量780吨。1913年3月15日，永丰舰与永翔舰从日本驶回上海，同时编入北洋政府海军第一舰队。1915年袁世凯复辟帝制，孙中山立即发布《讨袁檄文》，前海军总司令李鼎新、第一舰队司令林葆怿、练习舰队司令曾兆麟等率永丰、海新等主力舰，在上海通电起义，加入到孙中山领导的护国军行列。1917年8月，永丰舰追随孙中山南下护法，由东莞虎门进入珠江。1922年6月孙中山在“广州蒙难”时登临该舰，指挥平叛斗争长达50余天。1923年2月，滇、桂军把陈炯明的部分势力逐出广州，孙中山返回广州重建大元帅府，委任欧阳琳为“永丰”舰舰长，命令他前往舰上策动起义。数月后，“永丰”舰终于回到广州，直接受孙中山的大本营调遣，成为广州革命政府最大的军舰。此舰曾多次到东莞。在近现代史中，它已成为具有重要意义的历史符号。
8月11日，永丰舰顺利返抵东莞虎门，孙中山派副官黄白前去迎接。8月12日，永丰舰由虎门驶进白鹅潭。1925年3月孙中山去世，为纪念他改名为中山舰。1932年7月3日，它经厦门抵达南京，被南京国民政府海军部正式编入第一舰队，自此中山舰离开驻守15年的广州。1938年10月，在“武汉保卫战”中于长江金口水域被日机炸沉。
展品中颇多“东莞元素”。它们是从中山舰5千余件出水文物中精心挑选出的，内容涵盖广泛，除了名人遗物、铭牌证章、舰载设施等，还有如孙中山发布的一些重要电文、德国制造的驳壳枪、法国制造的“歪把子机枪”(手提机关枪)、美国制造的勃朗宁手枪等军用品;大量来自英、美、德、法、日、意等国的日常生活用品;而“国光牌”口琴、“虎头牌”电筒、“双钱牌”胶鞋和台湾生产的“飞马牌”长筒胶鞋等民族工业的名牌产品也在其中。同时展出的还有大量中山舰舰史图片。
参观时我不禁想：如果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政策能一直贯彻下来，中国的历史走向会如何?当然，历史是不能假设的，有社会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许多问题就不可避免。只是为了中华民族的更好发展，共产党就必然要进行不懈的努力和斗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