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士人由于强烈的忧患意识和使命感的作用,在面对民族、国家和人生遭遇不幸时能进行深刻的思考和理智的选择,一方面表达对下层人民的同情和忧思,开启文学关注民众的优良传统,另一方面可能针对社会的弊端提出改造现实、构建美好社会的理想,促进人类的不断进步。
例如,陶渊明的《桃花源记》。与此相比,民歌对剥削者仅有愤怒的控诉和不满,最多也是“适彼乐土”、“适彼乐郊”的无奈悲伤,而“乐土”“乐郊”的具体内涵却不甚了了。这与统治阶级的愚民政策有很大的关系。统治者把持着精神生产的主动权,普通民众的受教育程度是有限的,尽管他们有不满和怨愤,但对造成自己不幸的根源却未必能够认识。只有那些统治阶层的叛徒们如鲁迅等才能清醒地认识并提出改造社会的良方,并唤醒奴隶们起来抗争,从而深化了文学的思想。第三,由于“统治阶级的思想总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它以无可抵御的方式影响着其他阶层。
贵族化审美意识也是如此。作为社会的一种时尚,一种高雅的美学追求,它肯定受到包括下层民众在内的社会大众的推崇,自然而然地对大众的审美意识起到了导向作用,提高了大众的审美品味,推动着大众审美意识的发展。宋代词人王之涣、高适、王昌龄“旗亭画壁”的故事就说明了这一点。王瑶先生也说过:“民间作品虽然内容丰富生动,但因为很少有集中提炼的机会,所以‘里巷歌谣’发展进步的情形就比较缓慢,艺术就比较粗糙。在文人开始向一种民间诗体学习或拟作的时候,因为这些人都有一定的文化知识的教养,因此不只可以从民间文学中吸取丰富的营养,使作品光辉生色,同时也可以给民间文学以一定的集中与提高。”可见贵族化审美意识对大众审美意识影响的深远。第四,在文学题材的拓展和内容的丰富性上,贵族化审美意识给予了极大的想象空间。大众审美的创作多停留在“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当下状态,较少思考与自己生活无关的人和事。而贵族化审美由于专事精神生产,文人雅士有闲暇进行构思雕琢,不仅在艺术上可以使创作更加精致,而且在题材上可以充分发挥,天上地下,历史现实,山水美景,风物人情,雅趣哲理等都可进入他的艺术视野。司空图《二十四诗品》所列诸品其实就是贵族化审美意识的具体化。其淡泊、雅致、清丽、崇高等美学追求,正是贵族化审美意识的理性体现。我们对贵族化审美意识和大众化审美意识的研究,并无贬损或崇仰谁的意思,只不过拈出一个被遮蔽的美学话语,还原历史的本真面目,以引起学人的关注。同任何审美意识一样,贵族化审美意识也处于发展和变化中,它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时代内涵,原先大众化的审美意识可能进入贵族化审美意识中,而贵族化审美意识也可能因被大众所接受而走向民间。但不论如何,贵族化审美意识始终是一种自觉的、反映社会的高雅审美趣味的美学追求,是文学超越性的具体表现,它与民间的大众化的审美意识相互融合、相互渗透,共同作用于中国文化,成就了中国古代文化的辉煌。正是由于贵族化审美意识的存在,赋予中国文化在走向民间、走向大众的过程中以超越的品格,不至于流于庸俗和粗俗,并对整个社会文化品味的提高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透于主流文学，它对中国文学的贡献是重大的。
首先，贵族文学推动了中国文学的独立。文学是从一般文化中分化出来的，它最终获得独立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国文化的实用理性倾向历史五大文学观，使文学深受宗法礼教桎梏，成为道德教化的工具。儒家强调文学的意识形态属性，“文以载道”，文学成为负载道德的车子。受到儒家文学观念支配的平民文学，重视文学的现实功利性，强调文学的社会内容和道德倾向性，相对忽视了文学的审美特性和独立性。贵族文学则强调文学有别于意识形态的特殊性，提倡文学独立。曹丕站在贵族知识分子的立场提升了文学的地位，他说：“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典论·论文》）他把儒家的立德、立功、立言的次序颠倒了，立言放到了首位，这反映了贵族知识分子重视精神生活、轻视功利心理。《文选》编者萧统认为文学作品只是“谭经之暇，断务之余”，“与其饱食终日，宁游思于文林”（《答湘东王求文集及诗苑英华书》）。文学功用只在精神的消遣愉悦，这种看法与正统儒家的功利主义文学观相去甚远，也反映了贵族的生活态度和精神需求。贵族文学是在内容和形式两方面争取文学独立性的。在内容方面，贵族文学突出了文学的情感特征，以感情性突破理性，从而使文学有别于道德文章、历史记叙和应用文体。陆机强调了诗缘情的性质，萧纲更宣称：“立身之道与文章异，立身先须谨慎，文章且须放荡。”（《戒当阳公大心书》）把文学与道德截然分开，为文学独立找到立脚点。在形式方面，贵族文学强调文学形式的审美特征，以文学华美形式来区别于应用文体。曹丕指出“诗赋欲丽”的特征，陆机注重诗赋的“绮靡”、“浏亮”特征。自魏晋时起方有文笔之分，开始了文学独立的进程。贵族文学家以自己的文学创作实绩，推动了文学独立历史五大文学观，虽然难免形式主义、唯美主义以及渲染艳情等弊病，但它以矫枉过正的方式把文学从道德文章束缚中解放出来，最终使文学成为独立的精神产品，由杂文学走向纯文学。
其次，贵族文学提高了中国文学的审美品格。平民文学注重现实意义、理性内涵，提倡形式质朴，相对忽视超越性、感性内涵，排斥形式华美，从而造成文学审美品格的降低。贵族知识分子富有高雅精致的艺术趣味和世代传承的文化修养，因而贵族文学注重文学超现实的审美品格。它不仅以强调文学的感性特征和形式华美增强了文学的表现力、感染力，而且以对生存意义的感悟、求索使文学达到哲理高度，富有审美意义。贵族文学成为雅文学的源头，主流文学由于吸收了贵族文学的审美意蕴而由俗变雅。
最后，贵族文学作为异端文学传统，在文学发展史中起到了先锋文学作用，与平民文学一道创造了中国文学的辉煌。贵族文学是非主流派，它对于主流文学具有某种异端性质。虽然主流文学曾排斥贵族文学（如多次古文运动），但贵族文学却不断为主流文学开辟道路，补充、提升主流文学，创造了一次又一次文学高峰。例如，楚辞为汉赋的兴起准备了条件，六朝文学为唐代文学的繁荣奠基，五代词为宋词的繁荣铺垫，《红楼梦》则把中国古典小说推向最高峰。平民文学因吸取了贵族文学之长，如讲求形式美、富于超越性、情感的强烈表达等等，因而提高了审美品格。唐宋以后，贵族文学没有形成新的高潮，但它的传统却融合、渗透到主流文学中去，产生了如李白、杜甫、苏轼、李清照等大家，他们虽然不是贵族，但是能够借鉴、吸收贵族文学精华，从而超越了平民文学的局限，达到了中国文学的最高水平。
重视研究贵族文学传统，具有重大现实意义，有助于反思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历史经验。五四时期，在批判传统文化的斗争中，陈独秀提出推翻贵族文学、建设平民文学的口号，贵族文学传统被扫荡。虽有周作人呼吁对平民文学与贵族文学兼收并蓄，但并未受到重视。以后，中国文学走上了普罗文学、大众文学、工农兵文学的道路，这固然符合了革命斗争的需要，但却有把平民文学传统极端化的倾向，相当程度上造成了中国文学低俗化、审美品格降低。直至解放后“左”的思潮泛滥，“文革”中文学遭灭顶之灾，极端平民化是原因之一。在改革开放、建立市场经济的今天，俗文学获得空前繁荣，而纯文学、雅文学受到冲击。因此，更有必要继承、发展贵族文学传统中有价值的部分，提高文学的审美品格。贵族文学是中国文学宝贵的资源，千万不能弃置不顾，更不能加以排斥；必须充分重视和利用这个宝贵资源，以培育我国现代高雅文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