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纪末的“戊戌变法”, 不仅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积极的政治改良运动,也是一次非常深远的思想启蒙运动,因而被后世经常提及。
通过查阅和学习相关的研究成果,笔者本人发现,大家关注最多的,似乎一直都是对此次政治改良运动的反思和总结,却很少有人能结合维新变法的主导者个人的品德和性格,来分析和研究这次改良变法运动。
史学界一般都认为,戊戌变法的失败实践,证明了改良主义的道路在中国根本走不通。后来,史学家们又纷纷从多个不同的角度,比如教育、军事、社会甚至是战略角度来进行分析,也得出了一些新的观点。
从此,打破了原来笼统式的表述,认为戊戌变法的失败,单纯就是由于封建反动势力太过强大,新型地主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基础太过薄弱所致。亦或者,由于维新派的软弱无力,对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一直都心存幻想,才导致了变法的最终失败。
诚然,以上论断并没有错误,只是太过于笼统和格式化了。
笔者个人认为,只有“人”才是历史的创造者,任何历史事件或者社会变革,其成败得失虽然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但却与事件的直接参与者关系密切。
康有为作为晚清时期的政治家、教育家和改革家,直接领导并参与了戊戌变法。今天,文史不假本人试图通过探讨和分析康有为的个人品性,以此作为切入点,浅谈导致戊戌变法失败的原因。
关于康有为的生平思想和历史评价, 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观点,而且是冰火两重天,坚决不相容。直到一百多年后的今天,我们仍然难以对其进行盖棺定论。赞誉者称其为“开历史维新一页之伟人”,创造了一个“即中即西”新兴的思想体系;而批评者则称其“生就是个骄傲不群和木讷乖僻,而又顽固和急躁的投机分子”。
文史不假本人在之前的文章中,也多有提及,对于康有为其人,实在是不看高、不看好。康有为自诩是维新派的领袖和旗手,在变法失败后,却又转变成了保皇派的急先锋和封建复辟的拥护者,实在是矛盾至极。
评价一个历史人物,主要从品德和性格两个方面入手,不仅要结合其生平事迹、言行举止等方面,甚至还需要运用心理学、伦理学、社会学、历史学和哲学等各个学科的知识, 实非文史不假本人的这篇小文所能做到。
接下来,笔者只能尽力在已有资料和成果的基础上,做一次抛砖引玉,浅谈康有为的品性对戊戌变法的影响。
一、品德层面
当变法顺利时,康有为过于自大和招摇,过于乐观,过于膨胀。而一旦情况有变,他却在第一时间逃跑,毫无气节和道义可言。与他形成鲜明对比的“戊戌六君子”,却慷慨赴死,喋血刑场,真不知道康有为在事后作何感想。
慈禧太后发动戊戌政变后,梁启超随即写下了《戊戌政变记》,详细回忆变法期间的这段历史,为康有为和维新派张目。
而康有为也写下了《康南海自编年谱》,为自己主持的维新变法失败而进行辩护,对慈禧等顽固派进行控诉。
期间, 康有为始终都延续着和扮演着梁启超所评说的那种“先时之人物”的光辉形象,以先进的国人形象自居。不过,后世越来越多的人却对康有为的品德进行了质疑,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阐述:
(一)、 篡改历史,虚伪奸诈。
晚清时期著名的“衣带诏”事件,很多人都对此持有怀疑的态度,认为这不过就是康有为流亡海外期间,为了博取政治同情和经济援助而编造的子虚有的“伪诏”。
直到1909年,慈禧太后过世后,杨锐的儿子杨庆昶,才敢将此事公之于众。原来,衣带诏是真实存在的,不过,光绪帝的这份衣带诏并不是给康有为的,而是给杨锐的。这份衣带诏的原件,由杨庆昶转呈给了光绪的亲弟弟,现任的摄政王载沣。这份密诏的内容如下:
近来,仰窥皇太后圣意,不愿将法尽变,并不欲将此辈荒谬昏庸之大臣罢黜,而用通达英勇之人令其议政,以为恐失人心。尔与林旭、刘光第、谭嗣同及诸同志妥速筹商,密缮封奏,侯朕熟思,再行办理。朕实不胜十分焦急,翘盼之至,特谕。
随着衣带诏内容的曝光,一直宣称衣带诏是光绪帝颁赐给自己的康有为,被这个公开后的真相啪啪打脸,遭到了社会各界的声讨,几无立锥之地。
除了“衣带诏”事件外,康有为所著的《我史》,也因多处抄袭和篡改,而受到广泛的批判,朱维铮就曾明确指出:
康好篡改时间和内容, 文过饰非, 给后世立下争相仿效的恶例。没有一名严肃的史学家,敢于轻信他。
随着清宫档案史料的深入研究和发掘, 已经证实康有为的“戊戌奏议”原件和他后来公开刊登的内容,出入很大。换句话说,康有为在这个重要的历史问题上,说谎了!这当然是对历史的不尊重,是个人品德有亏。
(二)、收敛钱财,生活奢靡。
康有为在变法失败后,长年流亡海外,大肆接受海外华人的爱国捐助,使自己过上了极度奢侈享受的生活。
康有为利用海外的捐款,自己到处出访和游历,还美其名曰是为了宣传维新思想,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康先后曾去过日本、美国、香港、新加坡、埃及、墨西哥和印度,以及欧洲的二十几个国家,差不多踏足了全世界的50个国家和地区,基本上是环球旅行一圈。
而且,康有为还专程登陆了北极。没错,康有为是第一个登上北极的中国人!真不知道他去北极,除了旅游还能干吗,去找谁宣传维新变法的思想。
(三)、道貌岸然,妻妾成群。
康有为在《大同书》中,冠冕堂皇和信誓旦旦的宣扬,要追求男女平等和人人平等。但是,康有为自己在私底下却极不检点,出入风花场所,家中妻妾成群。
康有为的妻妾,据说有二十几个,光有名有姓娶回家的就有6个,并同时都安置在上海的宅院中居住。她们分别是:正房张云珠;二姨太梁随觉,17岁娶回;三姨太何旃理,17岁娶回;四姨太市冈鹤子,17岁娶回,这是个日本人;五姨太廖定徴,17岁娶回;六姨太张光,19岁娶回。这个言行不一和道貌岸然的康有为,令世人颇为不耻。
在康有为过世后,他的门徒陆乃翔就写下了《新镌康南海先生传》,其中这样评价自己的老师:
日谈戒杀,而日食肉;亦称一夫一妻,却以无子立妾;日谈人人平等,而好役婢仆;极美民主政体,而专行君主专权。
以上三个方面,是对康有为品德的简单分析, 因本文旨在探讨其与戊戌变法失败的关系,所以只是着重分析康品德中的瑕疵部分,并非故意诋毁。
接下来,我们一起再来分析康有为的性格。
二、性格层面
了解一个人的性格,可以从“自述”和“他述”两方面入手,也就是我们俗称的自我评价和他人评价。
首先,我们来看康有为的自述。引用康的著作《我史》,尽管后世评价该书有太多的不实之处,但由于康有为在晚年时曾最后修订过此书,或许还有几分参考价值。书中,康有为这样自评:
童子狂妄,于时动希古人。某事辄自以为南轩, 某文辄自以为东坡,某念辄自以为六祖邱长春矣康有为的维新思想, 俛接州中诸生, 大有霸视之气。
从上文中,大体可以概括出康有为的性格,基本上有天资聪慧,狂妄自大,刚毅执着、行事果敢等内容。
后面所著的年谱中,多有叙述他身处京师重地,以及感悟时政和参与变法的历史事件,自述其常立风口浪尖之上, 但始终怀“恻隐之心,不以难而变耳”。
总之,在康有为自己看来,他的确称得上是“康圣人”,以救世主一般自居,确有舍我其谁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可惜,这种自我标榜式的广告,也仅仅是广告而已,带有太过浓厚的主观色彩。
要全面了解康有为的真实性格, 我们还得看“他述”,看他人的评价,最好是与其处在同时代而且关系密切的“他述”,这样才更具说服力。
梁启超可称得上是康有为最杰出的弟子,在戊戌变法前后,一直与康并肩作战,变法失败后也与康有为一起流亡海外。所以说,梁启超无疑是对康最熟悉的人。
当年,梁启超自己以举人的身份,拜当时仅是秀才的康有为为师,到1895年的“公车上书”,再到创建强学会和保国会,创办《万国公报》 、《知新报》、《湘学报》和《时务报》等,梁启超始终追随康有为的步伐,可以说是“惟康命是从”之人。
梁启超曾这样评述:
启超之学, 实无一字不出于南海先生。
由此看来,梁启超对康有为曾经十分的敬重,简直到了顶礼膜拜的程度。
可是,在变法失败后不久, 梁启超逃往日本后,随即在横滨连续反思,写下了《康有为传》,在书中,他又这样评价其师:
有触动其不忍人之心者,即注全力以为之,虽费劳甚多,而结果甚少。其半生常为阻力所围绕,盖自好为之也。
可见,梁启超也逐渐认识到,康有为或许有理想,有才气,但绝非一个杰出的政治家和行动家。
除了梁启超外, 最了解康有为的应是他的胞弟康广仁。康广仁在给友人的信中,曾如此评论其兄:
伯兄规模太大,志气太锐,包揽太多,同志太孤,举行太大。当地排者、忌者、挤者、谤者, 盈衢塞巷。今已如愿,八股已废,力劝伯兄宜速拂衣,虽多陈无益,且恐祸变生也。
如此看来,康广仁对其兄康有为的评价,总结起来就是志气太锐和举行太大,认为其太过锋芒毕露,个性张扬而不知收敛。
以上,我们从品德和性格两个方面,简单了解了康有为其人。接下来,我们一起剖析他的品德和性格对于变法维新的影响,主要从三个阶段分析,分别是变法前、变法中和变法后。
一、变法前
从1895年的公车上书开始, 是维新变法的前期宣传和造势阶段。康有为利用其名气,虽能号召其门下弟子以及少数志气相投之士,追随他一道变法。
但是,由于其虚夸矛盾、性格乖张和执拗自大,而越来越受人质疑。
等到1898年初,随着光绪帝下旨正式变法时,维新派的热潮已经出现了减退。换句话说,变法在开始之初,就已经处于了下滑阶段。
假设,在公车上书后到维新变法前的这两三年内,康有为等维新领袖,能够做好前期的宣传和策动工作,也许后面的变法就不会有如此之大的阻力,结局也许会有不同。
(一)、树敌太多
对李鸿章和张之洞等汉族的开明大臣,康有为没有主动接近和团结,甚至还有排斥的意味,使得维新派在变法前就丧失了一支强有力的同盟军。
李鸿章长期负责洋务,通晓本国国情和外国国情,对于变法维新运动也持开放的态度,并不反对。据《李鸿章》记载:
若旧法能富强,中国之强久矣,何待今日?主张变法者即指为康党,臣无可逃,实是康党。
1895年,康有为在京师创建强学会时,李鸿章就曾表示愿意入会,并且资助强学会。然而,当时《马关条约》签订不久,李鸿章的名望受损。不知天高地厚的康有为,竟然对李鸿章抛来的橄榄枝断然回绝,态度极不友好。
当时,许多学子都纷纷上书李鸿章,劝说其支持变革。而自诩为“康圣人”的康有为,却不知李鸿章的分量,将其排除在外。其实,这是严重缺乏政治谋略的表现,是一种明显的策略失误。
1895年,张之洞与康有为初识时,对其本人极为赏识:
康氏才高学博,胆大识精,评为杰出之人。
张之洞出重金,大力支持康有为筹办上海与广州两地的强学会。但是,康在创办上海《强学报》时,却一意孤行,不断触怒张之洞,使得双方矛盾日益激化,最终分道扬镳,愈走愈远。当维新变法正式开始时,张之洞对康有为及其追随者的称呼,也从“吾党”改为了“康党”。
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中,居然直接把李鸿章和张之洞等人,简单划归为顽固派,认为他们和慈禧等人,没有太大区别。
这就表明,康梁在变法之前就已将大批开明人士视作敌对者,而非同盟军。这是戊戌变法显而易见的策略之失,与康有为刚毅执拗、自得自满的个性,有着直接的关联。
不仅如此,康有为在正式变法前,曾与一些朝廷重臣有过直面对话的机会,因个人性格所致,锋芒太过,不仅没有说动朝廷重臣的支持,反而遭致他们的厌恶和敌对。
当时,参加问话的有荣禄、李鸿章、翁同酥、张荫桓等人。这些人,都是被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所倚重的朝廷重臣。据康有为的《我史》记载,当年的谈话不欢而散,荣禄甚至还在中途愤而离席并表态:
祖宗之法不能变。
尽管除荣禄外的其他人,或许会同情或者部分支持变法,但荣禄的中途退出,使得这次会谈的效果大打折扣。
康有为以一介平民之身,是因为承蒙光绪帝的特旨,才有机会与重臣会谈。但是,作为晚生的他,丝毫没有谦虚的态度和礼让的精神,在会谈中咄咄逼人,甚至还意气用事,这就未免有些太过自负了。
其实,后世的很多史料都能证实,荣禄并非一个顽固不化之人,他的思想也绝不是彻底的僵化和守旧。荣禄曾经致信林旭:
变法改革应以补偏救弊下手,不在遇事分更。
说明,荣禄并非百分百反对变法维新,更不是愚顽不灵之辈。可惜,康有为始终没有能深入了解荣禄,或者说,他压根就没有想过要了解荣禄。
笔者个人认为,维新变法最大的阻力慈禧太后,也并非是绝对的对立面。可惜,这些都被康有为给忽略掉了。
(二) 、太过幼稚
到了正式变法阶段,康有为虽然获得了面圣的机会。但是,由于他的主张太过激进,没有获得光绪皇帝的绝对信任。甚至,光绪对他的信任,还不及林旭等人,从衣带诏事件就能看出这些端倪来。
事实上,清朝当时的最高统治者慈禧,最初并不反对变法,否则也就不会有《定国是诏》的颁布了。慈禧与康有为等维新派的主要分歧,主要集中在变法的力度和速度上。
1898年6月16日, 是康有为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被光绪帝召见,两人密谈了大约四个小时的时间。主要内容大致如下:
吾知上碍于西后无如何,乃曰:“就皇上现在之权,行可变之事,虽不能尽变,而扼要以图,亦足以救中国矣。”
不难发现,康有为的变法主张,几乎就是一次“急变”和“全变”,颇有毕其功于一役的意思。
当时的大清朝,已经是积弊上百年,病势沉重,真要医治,也得循序渐进缓缓图之。如果急下猛药,只会加速其死亡。
而且,康有为也知皇上无实权,那就更应缓图之,最起码也要先稳住慈禧太后。可康有为却劝光绪帝冒险,以“现在之权,行可变之事”,堂而皇之的鼓励光绪帝仓促夺权,扳倒慈禧太后。此举,直接导致了慈禧太后的出手。
康有为在面圣后,光绪帝随即下旨,着康有为在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特许其专折奏事。虽说只是一个六品官,但康却毫不在意,甚至还有人赞扬其“终不为屈也”。
但是,个人却认为,其实是康有为没有完全认识到政治变革的复杂和艰难,没有认识到光绪皇帝的窘境,自己仅仅是抱着盲目的乐观态度。试问,历史上闻名的“王安石变法”和“张居正变法”,都是身居宰相之位才推行的,有哪个是在区区六品官阶上开始的。
康有为既无政治家的谋略,也未能真正掌握实权康有为的维新思想,单凭书生的空谈和一腔热血,就去大改旧制, 就去维新变法,无异于以卵击石,未免也太儿戏了。
(三)、太过激进
戊戌变法的步骤和进程,过快过急,过大过全,几乎就是齐头并进和包罗万象的一次彻底变革,使很多原本支持变法的人,都跟不上形势,甚至找不着北。
康有为却不断上疏劝谏光绪皇帝,建议“多下诏以示意旨所在,彼等无从议驳”。
变法中, 在康有为等维新派的鼓动下,光绪帝先后下旨颁布各种变法的诏令,将近有两百多条。仅9月12日的一天时间,光绪帝就颁发了11条变法上谕,足可见其一撮而就的奢望。
湖南巡抚陈宝箴,原本是支持维新派的变法主张的。他在变法正式推行前,就带领湖南的开明地主阶层,进行了大量的前期准备工作,甚至连维新派的梁启超都认为,湖南“民智骤开, 士气大昌”,是维新变法中最坚决的省份。
可是,在变法进入正式的实施阶段后,面对光绪帝密集的诏令和上谕,面对维新派“雷厉风行”的举措,湖南的维新运动反倒显得举步维艰, 几乎难以开展。
二、变法中
1898年,光绪帝颁布《定国是诏》,标志着变法维新的正式开展。客观说,慈禧太后即便没有强力支持,可也绝对没有反对。据清宫解密的档案可知,慈禧曾表示:
苟可致富强者,儿自为之,吾不内制也。
但是,随着光绪皇帝和维新派的过度冒进,尤其是在罢免礼部全部堂官并擢升四军机章京后,慈禧太后已有不满情绪。她认为,是康有为的过分激进之举,影响到了光绪皇帝。
光绪为了不拂太后的圣意,也为了缓和各方的势力,在7月26日就下旨,委派康有为远赴上海督办官报,希望让他暂避锋芒,也为维新变法运动的继续推行而减少阻力。
可是,刚愎自用的康有为,却以各种理由迟滞不去,继续留在京师不断干涉新政。
眼见局势日益紧张,光绪皇帝在9月17日,明降谕旨,命康有为迅速离京,前往上海督办官报。可惜,康有为并没有领会光绪皇帝的苦心和用意,继续违逆圣旨,留在北京不走。
到了最后的关头,眼见慈禧太后态度日益明朗化,康有为居然还天真的以为,可以依靠地方实力派袁世凯。维新派希望借助袁世凯,一同发动“兵谏”,举勤王之兵助光绪皇帝一举夺权。
想法很好,可是太过幼稚。当时的袁世凯虽在小站训练新军,但长期遭到荣禄的猜忌,甚至是打压,地位并不稳固。
袁世凯正巴不得寻找机会,向慈禧太后和荣禄表忠心。即使,他的内心真的同情维新变法,但在双方势力的明显优劣之下,一个旧军阀自然知道该如何取舍。因此,袁世凯出卖维新党人,也就顺理成章了。
三、变法后
9月21日,慈禧太后在荣禄、刚毅等大臣的支持下,将光绪皇帝囚禁于瀛台,然后下诏由太后训政。
当天,步军统领衙门就开始在北京城内搜捕维新党人。作为维新派的领袖,康有为在得知消息后,第一时间选择出逃,表现得非常没有骨气。
经慈禧太后出手,很轻松的就扑灭了刚开始一百零三天的维新变法,维新派纷纷被捕,其余诸人也立即作鸟兽状四散逃亡。
9月28日,慈禧太后下诏,由军机大臣刚毅监斩,将谭嗣同、杨锐、康广仁、林旭、杨深秀、刘光第处死,史称“戊戌六君子”。至此,维新变法彻底失败。
康有为在戊戌变法失败后,逃亡到了日本。随着辛亥革命的爆发,中国推翻了延续数千年的封建皇权。在康有为回国后,竟然对于将君主推翻的共和派人士,极为痛恨,处处掣肘。
康有为不仅秘密前往拜见退帝溥仪,而且还与张勋等人密谋复辟,最终协助溥仪再次登基,重新当上了皇帝,俨然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保皇派,选择了历史的对立面。
现在我国的史学界,已经普遍认同这个观点,那就是,慈禧太后的一生,总体上是趋向于进行改革来维护统治的。从辛酉政变上台后,就开始与西方接触,接着推行洋务运动,再到戊戌变法,甚至于清末的新政,都离不开慈禧太后的支持。
但是,慈禧倾向于支持缓进和稳妥的变革。她对于康有为的急进式变革,颇为担忧,甚至是反感。因此,康有为很快就成为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的矛盾交汇点,而康有为却依然我行我素,执意逗留京师, 除了反映出他在政治上幼稚的以外, 也凸现了其品性中的虚夸矛盾和不顾大局。最终,导致慈禧太后出手,扑灭了维新变法运动。
客观的讲,康有为的品德和性格,的确影响了戊戌变法的进程。但是,他却不是戊戌变法失败的根本原因,只是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戊戌变法的失败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