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宋代文学概说
陈寅恪说：“中国文化，造极于赵宋之世。”宋代文学是宋代文化中最重要的一环。宋代文学有其鲜明的特色。宋代文学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属于中古期第二段。宋代文学基本上是沿着中唐以来的方向发展起来的。韩愈等人发动的古文运动在唐末五代一度衰颓之后，得到宋代作家的热烈响应，他们更加紧密地把道统与文统结合起来，使宋代的古文真正成为具有很强的政治功能而又切于实用的文体。诗歌方面，注重反映社会现实，题材、风格倾向于通俗化，这两种趋势也得到继续发展，最终形成了与唐诗大异其趣的宋诗。词这种新诗体，到宋代达到了巅峰状态。戏弄、说话等通俗文艺在宋代也有迅速的发展，逐渐形成了以话本和诸宫调、杂剧、南戏等戏剧样式为代表的通俗叙事文学，从而改变了中国古代文学长于抒情而短于叙事、重视正统文学而轻视通俗文学的局面，并为后来元明清小说、戏曲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从整个文学史的大视角来看，宋代文学与中晚唐文学属于同一发展阶段，它是中古文学第二段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一、宋代文学的社会背景（宋代社会的特点）宋代从960-1279年，共319年，其中以1127年为界分为北宋与南宋两个阶段。
（一） 政治方面内部政权特别稳定；
赵宋王朝的建立，使唐末以来的混乱分裂局面终告结束，基本上实现了中国的统一。
（二） 军事和外交方面对外关系特别软弱；
两宋王朝又处于封建社会的下降期，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相互交织，统治阶级内部的党派之争也始终不断，两宋的三百多年，历受辽、西夏、金、元等少数民族政权的巨大威胁，长期处在积贫守弱的屈辱地位。
（三） 经济方面宋王朝采用重文抑武、崇儒尊道的政策，经济得到一定的恢复与发展，尤其是城市经济高度繁荣。
（四） 文化方面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赵宋王朝创造了辉煌灿烂、高度成熟的文化。宋代思想文化呈现出儒、释、道三家合流的趋向，并在整合佛道学说的基础上，以儒家思想为本位建立了独具特色的理学，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隆宋”与“盛唐”同为中国文学史上的黄金时期。
二、宋代文学的文化环境
（一）重用文官
比至武人，北宋王朝对文人的待遇优厚得多。宋朝文官有优厚的俸给，在离职时也还可以领宫观使的名义支取半俸，武官就不能这样。宋太祖赵匡胤即制定重视儒士的政策，曾说“宰相需用儒者”（王曾《王沂公笔录》），其实何止宰相中国古代文学与历史，就是主兵的枢密使、理财的三司使、下至州郡长官，也几乎都是文人担任。并且规定“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人”（陆游《避暑漫钞》），这个制度在相当长时期得到坚持。这对于提高当时文人的社会地位，使他们效忠于北宋王朝，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明清之际大思想家顾炎武评价说这是宋朝“过于前人”、“汉唐之所不及”之处（《日知录》卷一五《宋朝家法》）。
（二）学校及科考制度
北宋王朝在培养和选拔人才方面继承了前代学校、科举制度，在京师设有国子学、太学，培养一般官僚的侯补人材，此外还有律学、算学、书学、画学、医学等培养专门人材的学校。到宋仁宗时更明令全国州县都建立学校，设置学官教授，并有一连串考试提升的办法。由于官办学校还不能满足士子学习文化的要求，民间私立的书院逐渐增多。当时最有名的庐山白鹿洞书院、衡州石鼓书院、南京（宋代称河南的商邱为南京）应天府书院、潭州岳麓书院，被称为四大书院。白鹿洞书院在宋太宗时学生达到数千人，应天府书院在宋真宗时修建了一百五十间校舍，它们的规模比官办学校还要大。
北宋王朝还进一步发展了隋唐以来的科举制度。汉代取贤重在官府举荐，权贵得以操纵其间而促进门阀世族的形成，魏晋南北朝九品中正制更是门阀政治的标志。隋唐确立士人参加考试的科举制度，对门阀势力是一种打击。然而唐时仍允许名流“公荐”举子，应试举子往往向王公贵人投献诗文，希望他们替自己宣扬，有些士子由于有王公贵人推荐，往往不待阅卷就内定了，而真正有才学有品格的文人有时反而没有被网罗，例如唐代最著名的诗人李白、杜甫就都不是进士出身。唐代科举终究未能摆脱权贵的影响，每年录取的进士人数也少，不过三十人左右。宋代实行锁院、弥封及誊录试卷等法，主考和阅卷官都集中贡院评卷，不得和外人接触，使考官“莫知举子为何方之人、谁氏之子，不得有所爱憎厚薄于其间”（见欧阳修《论逐路取人札子》）。应考者的身份限制及录取名额均大为放宽，一次录取的进士数达三四百人，比唐代超过十倍以上。虽不免于滥，而不少优秀士子也由是登上政坛与文坛。如王禹偁乃“世为农家”，范仲淹与欧阳修均出身孤寒，苏轼、苏辙兄弟为来自西蜀素不知名之士，均因竞胜于文战之场，进而领袖群英，这自然给政界与文学界带来新气象。宋太祖曾说：“昔者科举多为势家所取，朕亲临殿试，尽革其弊矣”（见《宋史·选举志一》）。这话虽不能尽信，但仍可以看出它在一定程度上防范了势家大族对中央政权的垄断。此外宋代对科举录取的进士，还由皇帝赐诗、赐袍笏、赐宴、赐驺从游街等来加以奖励。“每殿廷胪传第一，则公卿以下无不耸观。”尹洙曾说：“状元及第，虽将兵数十万，恢复幽蓟，逐强蕃于穷漠，凯歌劳还，献捷太庙，其莫不可及也”（见《儒林公议》）。宋代的科举制度，以及配合这制度的种种措施，有效地吸引当时士子走向读书应举的道路，巩固了北宋王朝的统治，也促进了当时封建文化的发展。然而另一方面，它也使更多士子“一经皓首，十上干名”，弊精神于无用之地；而少数贫寒的士子，“一举成名，六亲不认”，更成为宋元时期小说戏曲中鞭挞的对象。
宋代科考内容也有一定变化，由初时专考诗赋进而改为兼试策论，或主考经义，此外还有“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等制科考试，俾应试者探讨国家政治和社会重大实际问题，提出解决方案。对策有直言批评朝政相当激烈者，也有论及文学问题的。故宋代科举之作用与明清时期以八股取士之扼杀人才与思想者颇有不同。科举考试兼及策论直至后来偏重策论，不仅可以选拔有政治头脑的人才，为宋代政治的一大特色——文人执掌政权储备人才，更直接影响了当时的文风。苏轼《拟进士廷试策表》说：“昔祖宗朝崇尚词律，则诗赋之士曲尽其巧；自嘉祐以来，以古文为贵，则策论盛行于世，而诗赋几至乎熄。”宋文长于议论，就是诗歌也表现议论化、散文化的特点，同这种考试内容密切相关。
（三）游乐风气
宋太祖在“杯酒释兵权”中就面告石守信等宿将功臣，要他们“多积金、市田宅以遗子孙，歌儿舞女以终天年”。后来对西蜀和南方诸国的降王降将也都赐第封官，赏赐优厚，同时集中诸国归臣在馆阁里编书，厚其俸禄，使他们为王朝粉饰太平。当时宫廷里每有庆赏、宴会，皇帝常和侍从大臣唱和诗歌，而贵族官僚家里也常有文酒之会，佐以妓乐。正是在这种风气之下，北宋初期的文学基本继承晚唐五代浮靡的作风，片面追求声律的谐协和词采的华美。以杨亿、刘筠为代表的西昆体诗文，晏殊、张先等的词，就是在这种文学风气之下产生的。伴随着国家的统一，政局的相对稳定，尤其是城市经济的繁荣和市民阶级的壮大，到了仁宗朝的所谓“太平盛世”，北宋的游乐风气开始趋于鼎盛。前引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自序中的那段文字，正是北宋中后期“升平气象”和“盛世香风”的生动写照。到了南宋，山河破碎，危机四伏，统治阶级非但不思恢复，反而苟且偷安，将游乐之风愈扇愈烈。教坊乐部之庞大，都市瓦肆伎乐之兴盛，四时游赏之侈丽，尤其是西湖“销金锅”之号，皆比北宋有过之而无不及。如果说北宋游乐之风的兴起还可以称得上是“太平盛世”的某些真实反映的话，那么南宋游乐之风的盛行则更多地带有“偏安王朝”所辐射出的某些畸形文化特征。整个有宋一代的游乐风气刺激和推动了宋文学各种形式的发展和演进，对宋文学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三、宋代文学的文学形式
在时代风云的激励下和继承前代文学成就的基础上，宋代文学具有了新的质素，出现了新的面貌。宋代文学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处于转型时期，一方面传统的诗、文和源于民间的词已经高度成熟、定型，另一方面新兴的话本小说、戏剧等叙事文学开始登上文学殿堂，为后世元、明、清文学重心的转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宋代文学的主要文体是词、诗、文、小说、戏剧，其中词的创作成就最高，诗、文次之，话本小说又次之，戏剧尚处在萌芽状态，成就较差。）
（一）宋代文学的特点：
（1）主题上充满了沉甸甸的政治关怀与道德意识，以及强烈的民族意识和悲凉情绪；
（2）讲究理趣，好发议论；
（3）讲究格律技巧以及法度和用典；
（4）浪漫主义精神减少了，现实主义精神得以张扬，恢宏雄健的气概削弱了，而深入细致的钻研精神则大大增强了。
（二）宋代文学的分体特点：
（1）宋诗的成就可以与宋词相提并论，但风格与唐诗和宋词不同，整体上含蓄、深沉，以文为诗成为基本风气；
（2）宋词被称为“一代之文学”，词人与词作众多，风格总体上偏于艳科，特别讲究抒情性与音乐性，并形成婉约与豪放两大流派；
（3）宋文在思想内容上与现实政治关系密切，总体风格是平易自然、流畅婉转；
（4）俗文学如说话、杂剧、南戏也较有成就。
1. 宋词
可以说是“一代之文学”的标志，就全部词史而言，宋词的创作无疑已臻顶巅，名家辈出，佳作如林，流派纷呈，风格各异。宋词在题材、手法、风格的演变上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
北宋前期，主要词人有晏殊父子、欧阳修、范仲淹、柳永等。晏殊、欧阳修拉开了有宋一代词作的序幕。他们的词乃是五代特别是南唐柔软绮丽词风的延续，同时又有局部拓展，多以小令抒写男女情事，闲雅清旷，秀丽精巧。晏几道兼融晏殊、欧阳修的词风，在回环曲折的笔致中透露出哀怨感伤的情调，深婉蕴藉，真挚动人。范仲淹则突破了晏、欧婉约之格局，另树一帜，其边塞词苍凉开阔，豪放悲壮，下开东坡之词风。此期词坛成就最大、贡献最力者首推柳永。柳永自创新调，以长调慢词取代先前的小令，扩展了词的容量；以清新俚俗的市井风情取代先前精致典雅的贵族格调，开拓了词的领域；讲究铺叙，喜用白描，丰富了词的艺术表现手法。这些创造性的贡献，使柳永成为词史上一个里程碑式的人物。
北宋中期，最主要的词人是苏轼。宋词至柳永而一变，至苏轼而再变。苏轼以诗为词，“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宛转之度”，打破了词体的题材内容的局限，拓新了词的意境；冲决了词为艳科的藩篱，在婉约词家之外另立豪放一派；提高了词的品位，使词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音律的束缚，成为独立的新诗体。苏轼全面改革词坛传统风尚，给词史的发展直指“向上一路”，南宋的爱国词派与辛派词人为其嗣响。
北宋后期，主要词人有秦观、黄庭坚、贺铸、周邦彦等。秦观词一向被认为是婉约派的正宗，多写男女情爱的悲苦与失志文士的幽怨，情韵兼胜，词境凄婉，自成一家。周邦彦被推崇为北宋词的“集大成者”，注重音律法度，风格醇雅浑成，章法缜密圆熟，语言典丽精工，是后来格律词派之先导。
南宋前期，主要词人有张元干、张孝祥、朱敦儒、李清照等。这些作家大都由北入南，在神州陆沉、国难当头之际，他们继承苏轼的豪放词风，开始突破以往吟风月弄花草的婉丽流转，给词作注入了鲜明的时代性和强烈的战斗性，词风慷慨悲壮、沉郁苍凉，为中期爱国词高潮的到来奏了先声。此期词坛成就最高、卓然自立的是女词人李清照，她主张词“别是一家”，进一步确立了词体的独立地位。其词化俗为雅，清婉疏淡，语言功力深湛，既自然清新又精美雅洁，号称“易安体”，与秦观等一起被推为“当行本色”的婉约正宗。
南宋中期，主要词人有辛弃疾、陈亮、刘过、姜夔等。辛弃疾横世杰出，奏响了爱国词的最强音；他以文为词，空前地解放了词体，增强了词的艺术表现力；辛词题材广泛，内容丰富，以抒写报国之志与失意之悲为主调；词风不拘一格，多种多样，沉郁、明快，悲壮、妩媚，兼而有之，但以豪放雄健为主。辛弃疾凭其独创的“稼轩体”在两宋词坛“屹然另立一宗”，陈亮、刘过都属辛氏同调，风格之激越雄壮与辛词相近。姜夔精通音律，能自度曲，格律谨严，词风清空峭拔，词境虚灵幽冷，语言瘦劲疏淡，在辛派词人之外别标一格，他上承周邦彦之精工，下开吴文英、张炎之风雅，被奉为雅词之典范。
南宋后期，词坛出现了两大流派。一派是稼轩之遗响，主要词人有刘克庄、刘辰翁、文天祥等，他们继承苏、辛词风，词作感时伤世，情调沉痛悲郁，词风豪迈粗犷。另一派是白石之羽翼，重要词家有吴文英、周密、王沂孙、张炎等，他们奉姜夔为圭臬，重视格律技巧，词作凄凉哀怨，格调空灵低婉。总的看来，这两派词人因袭过多而创新不足，他们作为两宋词史的终结者，写下了重要的最后一页。
2. 宋诗
宋诗的创作是在唐诗的巨大影响下进行的，唐诗的灿烂辉煌在一定程度上激活了宋人的创新意识。宋诗的发展历程，从跟本上说就是对唐诗不断突破和超越，逐渐形成自己独特面目的历程，从而创造出足以与唐音相抗衡的宋调。
北宋初期，主要是中晚唐诗风余韵的沿袭，大致可归为三体。
⑴最初是效法白居易诗风的白体，主要诗人是李昉、徐铉、王禹偁等，其中王禹偁成就最高，他自觉学习白居易讽谕诗的现实主义精神，关注民生疾苦，风格平易通俗、朴素流畅，有些方面已昭示出宋诗发展的新方向。
⑵白体稍后，流行诗坛的是师承贾岛、姚合的晚唐体，主要诗人有林逋、潘阆、寇准等，就中林逋诗名最盛，擅长近体，其诗多写幽静清苦的隐士生活，清淡闲远。
⑶此期诗坛声势最为浩大的一派是推崇李商隐的西昆体，代表诗人有杨亿、刘筠、钱惟演，西昆体用典精巧，词采缛丽，雍容华贵，丰赡秾艳，但缺乏深刻的思想内容与鲜明的时代精神。
北宋中期，随着诗文革新运动的展开和深入，欧阳修、王安石、苏轼等大家巨擘开创了宋诗的新局面，宋调已趋于成熟并基本定型。
⑴此期诗坛，欧阳修、梅尧臣、苏舜钦首唱于前，梅尧臣诗风平淡深远，意新语工，为宋诗开山之祖；苏舜钦笔力雄放轩昂，超迈横绝，启宋调风气之先；欧阳修格调平易疏畅，流丽宛转，有新变导路之功。凡此三者，既廓清了西昆体绮丽浮艳的习风，又奠定了宋诗散文化、才学化、议论化、功利化的审美风貌，为宋诗开辟了与唐音迥然相异的新天地。
⑵随之有王安石、苏轼等应和于后。王安石的早期之作注重现实民生，精于议论，峭刻简劲，晚年之作讲求技巧法度，诗律精严，兴象玲珑，皆独步一时。苏轼才思横溢，转益多师，题材丰富，风格多样，各体兼擅，无事不可入诗，无言不可入诗，大大开拓了宋诗新的境界，代表了宋诗的最高水准。
北宋后期，主要诗人有苏门四学士和陈师道，他们一方面以继承苏轼诗风相标榜，另一方面在审美取向上又与苏轼趋向分流。
⑴黄庭坚提倡“点铁成金”、“脱胎换骨”，推重学识技法，诗风瘦硬峭劲，生新奇拗，具有独特的宋人气象，最突出地体现了宋调的艺术特征。
⑵陈师道耽于苦吟，刻意求新，诗风朴拙生涩，自成一体，二人都对后来的江西诗派产生了重大影响。
南宋前期，江西诗派形成并壮大，主要诗人有陈与义、吕本中、曾几等，他们以黄、陈为宗，墨守成规，创作成就不高中国古代文学与历史，南渡以后题材开始扩大，诗风逐渐转变，对诗派的创作理论也有所修正，创作实绩最为突出的是陈与义。江西诗派在两宋诗歌的发展史上起到了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中兴四大诗人都曾经出入于此派门下。
南宋中期，宋诗在北宋中期之后又一次出现鼎盛局面，代表诗人就是号称“中兴四大家”的杨万里、范成大、尤袤、陆游。杨万里师法自然，诗风活泼，意象生新谐趣，语言通俗流畅，形成了别开生面的诚斋体；范成大面向生活，风格轻巧工致，温润流婉，其田园诗在中国诗史上独树一帜。陆游是此期也是整个南宋最为杰出的诗人，他的诗取材广，用力深，诗风雄健悲壮，意境开阔宏大，各体兼工，不囿一格，陆游和辛弃疾共同成为这个时代最嘹亮的歌手。经过中兴诸诗人的努力探索与积极创新，盛行一时的江西诗派逐步淡出了诗坛。
南宋后期，是宋诗的颓败和终结期，主要是出现了反对江西诗派、取径晚唐的永嘉四灵与江湖诗派，另外还涌现出一批发扬杜甫现实主义精神和陆游爱国主义传统的爱国诗人。
⑴永嘉四灵尊贾岛、姚合为宗主，专攻五律，取材狭窄，雕琢琐碎，气格卑弱。
⑵江湖诗派格局较四灵更为开阔，题材也更为广泛，但除刘克庄、戴复古等能自出机杼、成就较高外，大多表现平平，整体风格偏重于细巧滑熟，未脱晚唐旧习。
⑶宋、元鼎革的沧桑巨变，使南宋末年的诗人更多地投入到残酷的现实中去。文天祥、汪元量等爱国诗人或高唱慷慨悲壮的战歌，或低吟沉郁苍凉的哀思，为两宋诗史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3. 宋文
中国古代散文在宋代最后定型，唐宋散文八大家中，宋占其六。其间名家辈出，群体蜂起，他们各树一帜，竞辟新境，共同构筑了宋文发展的繁荣景观。
与唐代散文相比，宋代散文的特色在于：
内容上，和现实紧密结合，多论政与论道之文，其中又带有强烈的忧患感与危机感；风格上，趋于平易自然、条达疏畅；艺术表现上，喜好议论并善于议论，一些政论、史论还往往借题发挥。宋代散文从总体上看以古文为主，宋代古文实现了实用文章的全面艺术化，达到了实用价值和审美价值的高度统一。
北宋
首先起来倡导创作古文而力排浮华艰涩文风的是柳开与王禹偁，王禹偁的散文具有强烈的现实性，风格古雅简淡、自然明快，有宋一代的新文风渐露端倪。
能够彻底清扫西昆派浮靡之风与太学体险怪之态的，是继之而起的文坛领袖欧阳修。欧阳修的文风平易纡徐，自然精妙，语言简洁凝练，圆融轻快，确立了宋文文风的发展方向，同时他团结同道，奖掖后进，形成了古文运动的强大阵容。其间曾巩为文简古质朴，平正雅重，不事辞采；王安石为文曲折畅达，议论精警，笔力峻健；苏洵善策、论，雄迈老辣，纵横恣肆；苏辙精书、记，冲和淡泊，深醇温粹。
苏轼是欧阳修之后又一位杰出的文坛领袖，向与韩、柳、欧并称，代表了宋文的最高成就。苏文贯通古今，纵横六合，挥洒自如，姿态横生，广备众体，新意无穷，对促进宋代古文主体风格的成熟与定型，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一举奠定了古文在散文创作中的正宗地位，北宋后期的作家大都是沿着欧苏开辟的道路继续前行的。
南宋
南宋散文发扬了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优良传统，胡铨、李纲、陈亮、陆游、辛弃疾等人的作品，虽风格不一，但都呈现出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和爱国主义热情，笔势浩荡，议论纵横，慷慨激昂，沉痛执著，令人荡气回肠。
南宋末年，文天祥、谢翱等人，皆写出了表现民族气节的散文杰作，或记叙艰苦卓绝的抗元经历，或彰扬忠贞不渝的民族英雄，或抒发深沉悲凉的亡国之痛，把宋文的发展推向了最后一个高潮，以悲壮雄劲的旋律结束了两宋散文的历程。
4. 宋代的通俗文学极为繁荣。
宋代的话本与戏剧虽然流传后世的作品并不多，但它们的出现与成型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⑴宋代的话本小说是在当时说话艺术的基础上产生的，内容的世俗化、语言的口语化、体制的程式化是其基本特点。它是中国白话小说的开端，标志着“小说史上的一大变迁”，开辟了中国小说的新纪元。王国维曾指出“真正之戏剧，起于宋代。”
⑵宋代戏剧的表演形式已相当成熟，表演要素日臻完善，其典型范式是宋杂剧，包括北宋杂剧和南渡以后在南方民间流行的“南戏”。宋代戏剧为元杂剧创作高潮的到来奠定了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