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张继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二级研究员，从事社会学、民族学研究；侯达，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研究生院）社会工作教育中心硕士研究生，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人类学视野下的传统-现代转型”项目研究助理，从事社会工作与文化遗产研究。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专项研究项目“历史经验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意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和发展研究”（编号：）；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科研项目“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重大问题研究”（编号：）；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项目和所重点创新工程项目“人类学视野下的传统-现代转型”（编号：）的阶段性成果。
【摘要】目前，我国已经评选出七批国家级历史文化名镇，而民族地区历史文化名镇的研究一直处于不受关注的状态。文章在对民族8省区历史文化名镇进行分类整理的基础上，选取了贵州省雷山县西江镇、云南省孟连县娜允镇、贵州省习水县土城镇3个国家级历史文化名镇作为研究对象，从新古典“结构-功能论”的研究视角出发对其进行深入的分析，认为历史文化名镇在“传统-现代”的转型中可以能动地产生新的功能与结构，促进产业融合与文旅融合的发展，并作用于古镇的发展之中。同时，在古镇的发展中要认清文化遗产在“传统-现代”转型中出现的多种关系，兼顾了文化遗产的保护与现代旅游业的发展。此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与创新性保护才是民族地区历史文化名镇“传统-现代”转型的正确路径。
【关键词】新古典“结构-功能论”;民族地区;历史文化名镇;文旅融合;“传统-现代”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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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2003年起，我国开始把国内具有代表性的、历史文化遗产保存较为完好的古镇评选为历史文化名镇，致力于把古镇的保护、古镇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弘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三者进行有机结合。2018年3月，为了兼顾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现代旅游业的发展，文旅部应运而生，这是我国文旅融合发展史上的里程碑。2020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专程考察了和顺古镇的文化遗产与生态环境保护情况。这一系列的举措无不透露出国家和政府对于文化遗产保护和现代旅游发展的重视。历史文化名镇作为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与主要呈现形式，它处于我国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系列评选中的中间位置。对历史文化名镇的研究既不像历史文化名城研究那样宏观、庞大，也不像历史文化名村研究那样微观、具体，对它的研究刚好处于历史文化系列研究的中观层次。历史文化名镇不仅能从侧面反映出一个地区的整体风貌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也能反映出一个古镇及其下辖村落的具体风貌。同时，名镇所处的这种独特的位置也十分有利于旅游产业的布局与游客的观赏。因此，对历史文化名镇的研究可以说是目前我国文化与旅游融合发展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民族8省区占据了我国国土面积的60%左右，其内部蕴含着巨大的发展潜力与丰富的文化遗产资源，不管是传承文化还是发展旅游都是极为有利的。
二、相关研究概述
目前国内学者对于历史文化名镇的专题研究并不是很多，该领域发表在我国核心期刊上的文章也较为稀少。董晓等从建筑学角度出发，运用多个指标对处于秦岭山地的历史文化名镇进行了风速测量。吴晓等以京杭大运河江苏段历史文化名镇为例，从历史演变的角度，分析了古镇变迁的主线以及特征规律等。梁洪生对江西省历史文化名镇（村）的评选历程作了全面细致的考察与分析，从而指出省级财政拨款对于地区历史文化名镇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杨方琳等通过分析四川历史文化名镇的现状，从而指出了制约四川省历史文化名镇旅游发展的因素，针对此，他们提出了名镇旅游发展的对策。上述文章基本上都是对民族8省区之外的历史文化名镇进行的研究。在历史文化名镇的专题文章中，研究民族地区历史文化名镇的可谓是少之又少，涉及到民族8省区历史文化名镇的更是寥寥无几。陈涛从文脉修复的视角分析了西藏昌珠历史文化名镇的保护与治理策略，为其他历史文化名镇的保护与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借鉴与参考。殷群以云南腾冲和顺古镇为研究个案，探讨了当地社区参与对历史文化名镇旅游管理的影响。他认为把社区参与和名镇的旅游发展结合起来，是文化遗产、旅游以及居民三方共同获益的有效路径。蒙睿等认为人们旅游目的地性质决定了人们所采取的旅游战略。他们以云南黑井镇为例，分析了古镇在不同发展策略下的旅游开发模式。曾原等认为边疆地区的历史文化名镇在保护与利用等方面存在着诸多急需解决的问题，其以云南黑井镇为个案，从古镇现实存在的问题出发，提出了建立名镇保护制度、动态式保护等举措。
从上述文献分析中，我们可以很明显地看出民族地区历史文化名镇在国内研究中的缺位。在现有关于历史文化名镇的研究中，人文社科类的研究也只占据了总体研究的一小部分，建筑学等理工类研究还是目前我国历史文化名镇研究的主流。因此，从人文社科的角度分析与研究我国历史文化名镇是很有必要的，尤其是对我国民族地区的历史文化名镇的研究。
三、历史文化名镇类型划分与本文的分析框架
（一）历史文化名镇类型划分
为了清晰、明确地看清楚民族地区历史文化名镇的构成与分布情况，笔者在整理全国历史文化名镇名单以及其特征的基础上，结合《全国历史文化名镇（名村）评选和评价办法》将我国民族8省区历史文化名镇划分为民族特色型、建筑遗产型、军事革命型、历史文化型和交通贸易型5种类型（详见表1）。从表1中可以看出，民族8省区历史文化名镇的总体数量为42个，除了宁夏回族自治区以外，其余7大少数民族聚居的省份皆有国家级历史文化名镇的分布，其中云南所拥有的国家级历史文化名镇数量最多，为11个，其余的依次为广西、贵州、内蒙古、西藏、新疆、青海和宁夏，它们拥有国家级历史文化古镇的数量分别为9个、8个、5个、5个、3个、1个和0个。此外，在历史文化名镇所属的五大类型中，建筑遗产型的名镇数量占据5大类型之首。
（二）分析框架
我国文化部和旅游局的合并开启了我国文旅融合发展的序幕。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我国文化发展的指导思想和发展战略，即“文化创新发展”与“文化创造转化”。2020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云冈石窟时指出，对于文化遗产，要把保护放在第一位，旅游放在第二位的指导思想。结合政府和习近平总书记的一系列的举措和指示，笔者认为创新性保护、创新性发展与创造性转化三者的有机结合是目前我国文化遗产发展的指导方针，也是目前我国文旅融合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这个方针的提出指明了我国文化遗产未来发展的方向，也为我国学术界多年来关于文化遗产是保护还是利用的争论画上了句号。在我国经济社会快速转型与发展的今天，张继焦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提炼、总结出一种新的文化遗产分析理论，称之为新古典“结构-功能论”。这个理论的主要观点是：在城市化、工业化以及市场化的今天，我们不应再以静态的、不变的眼光去看待文化遗产的转型与发展，而应该用一种动态的、发展的视角看待民族文化在现代社会的发展，并且文化遗产在转型发展的过程中，会产生新的要素、新的结构、新的功能。可以说，新古典“结构-功能论”充分贯彻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遗产发展的方针与战略，也十分贴合目前我国文化与旅游融合发展的具体国情。
因此，基于新古典“结构-功能论”的视角，笔者认为“传统-现代”的转型是文化遗产发展的过程中必须要面对的事情，传统与守旧并不能拯救本就处于濒危边缘的民族文化，只有创新性保护、创新性发展与创造性转化三者的有机结合才是文化遗产重获新生的保障。本文的研究假设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下，文化遗产的结构与功能并非静止不变，在城市化、工业化以及市场化的推动下，会产生新的结构与功能，从而引导与促进文化遗产与现代旅游的深度融合，最后作用于古镇的发展之中。
基于上述假设，本文以民族地区历史文化名镇为研究重点，选取了贵州省雷山县西江镇、云南省孟连县娜允镇、贵州省习水县土城镇等历史文化名镇作为典型案例，通过分析古镇及其内各种文化遗产的结构与功能的转变，从而探究古镇是如何在工业化、市场化以及城市化中重新焕发生机与活力的。
四、古镇的“前世今生”——结构与功能的演变
历史文化名镇作为我国文化遗产的“展示窗”“陈列馆”，是我国文化遗产的一种集中展现。古镇内遗留的大多都是具有悠久岁月的古建筑、古工艺、古风俗等历史文化遗产。在当今城市化、工业化以及市场化的今天，它们都面临着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问题。那么在转型的过程中，古镇及其所拥有的文化遗产在结构与功能上出现了哪些新变化？这些新功能与新结构又是如何进一步相互作用、衍生发展的呢？
（一）“旧瓶新酒”：西江古镇
贵州省雷山县西江镇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苗族聚居地。古镇内保存有苗年、鼓藏节、苗族银饰、舞蹈等众多的苗族传统习俗与文化，时至今日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因此，西江古镇既属于建筑遗迹型又属于特色民俗型。此外，西江古镇也是为数不多的、同时拥有特色小镇称号和中国历史文化名镇称号的古镇之一。这些荣誉称号的获得肯定了西江人民在新时代保护和利用古镇文化遗产资源的功绩，是政府在国家层面上给予西江人民的褒奖。
西江镇在1980年以前，还一直处于一种尚未开发的状态，古镇人民仍然过着自给自足的农耕生活，同时还保留着苗族传统的婚丧嫁娶等古老习俗，生态文明保存良好，苗族村寨成群连片，是一个与现代文明社会迥然不同的苗族古镇。21世纪是西江古镇发展的黄金时期。古镇于2003年开始建立“苗族村寨生态博物馆”，2007年，当地政府则鼓励居民建立个人性质的家庭博物馆，从村寨博物馆到家庭博物馆，古镇居民们逐渐开始了从传统农业向现代旅游业的过渡，世代相传的技艺与物品成为了旅游观赏品。家庭不再是以前传统意义上的家庭，而是成为了西江旅游结构中的一部分，家庭的功能除了传统的生育、教育、抚养等功能外，旅游观赏也成为了其中一项十分重要的功能。发展旅游的同时，古镇文化遗产保护制度也从不缺席，村寨博物馆与家庭博物馆的相继建立就是从宏观到微观的全方面的文化遗产保护制度。2008年以后，古镇迎来了全新的发展局面。西江古镇承接了省级的旅游发展大会，这次大会的举办让人们看到了古镇的魅力与潜力。随后，当地政府开始紧锣密鼓地实施古镇基础设施的改造计划，先后累计投入1.7亿元用来打造西江古镇。2009年，以当地政府为主导，以千户苗寨为发展核心，成立了文化与旅游发展的国有企业，开启了古镇市场化的道路。经过10余年的发展，西江古镇文化与旅游事业的发展得到了历史性飞跃，游客接待人数从2003年的1万余人次增长到了2017年的606万人次，旅游总收入由2008年的1亿元，增长到了2017年的49.91亿元。现如今，西江古镇紧跟时代步伐，以千户苗寨为基础，创建了西江千户苗寨官方网站。同时联合当地政府、企业和当地居民创办了民俗博物馆、度假酒店、田园观光区、小吃一条街等，已经形成了餐饮、住宿、娱乐、游玩、购物、出行等完整的旅游产业化链条，同时还解决了附近2000多居民的就业问题。从总体上促成了各行各业的融合与发展，形成了产业结构完整，功能完善的现代化古镇旅游模式。
纵观西江古镇的演变历史，其结构经历了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其内生功能也随着古镇结构的转型而发生着变化。在传统社会中，西江人民以传统手工艺为自己和家庭制作生活必需品，如苗族服饰、祭祀乐器等，同时他们运用传统的农耕技艺和种植手艺来获取生存所需，家庭是他们生育、教育、抚养孩童和赡养老人等的场所，传统民俗如“长桌宴”“高山流水酒礼”等则是苗族人民的传统节日仪式。而发展到如今，古镇以及古镇内的文化遗产等都已经成为了现代旅游产业的一部分。人们利用苗族的传统手工艺与现代艺术结合创造了西江独有的文化产品；古镇人民不仅运用传统的农耕技艺和种植手艺为古镇居民提供食物，而且还为游客提供日常所需，同时让古镇人民也可以从中获益；家庭除了具备传统的功能之外，还具备着苗族家庭博物馆的功能，供游客观赏；传统民俗也打破了诸多传统禁忌，如时间上的改变以及权限上的改变，将以前本该一年举行一次的重大节日、舞蹈（吹芦笙、过苗年、跳鼓舞）等改为按期演绎，并且也不再限于本民族人员参加，允许游客参与其中，其功能在以前的庆祝丰收与家庭团聚的基础上加上了传承与发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功能。在“传统-现代”的转型过程中，西江古镇及其内部文化遗产的表现方式、组织结构等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在古镇文化遗产的传承与保护的过程中，当地政府一直在充当着“龙头作用”，最大限度地使古镇得到了保护和发展。在政府先锋模范作用的带动下，古镇最终形成了“政府-原住民-经营者”三者共同治理的良好局面，使古镇传统建筑、传统工艺、传统民风民俗等在原有的基础上不断进行创新性发展与创造性转化，不再拘泥于传统的观念与形式，促使传统与现代进行完美的有机结合。在古镇复兴以后，原本外出打工的人们回到了小镇里，也吸引了大量外来人口来此创业、就业，改变了古镇的人口结构。同时在旅游业的带动下，西江古镇实现了脱贫致富，同时还带动了周边乡镇乃至整个县域经济的发展，改变了该地区贫困的面貌和经济结构。西江人民在保护与传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同时，保护了苗族人民与周边人民的利益，实现了文化与旅游的完美融合。
（二）古乐的变迁：娜允古镇
娜允古镇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小镇，拉祜族、佤族、傈僳族、汉族等多个民族生活于此。古镇在600多年的悠久历史中保存了大量的民族节日、民族习俗等传统民族风情。同时古镇内还拥有始建于明朝，占地6000余平方米的具有鲜明的多民族特色的建筑群——宣抚司署。因此，娜允古镇与西江古镇一样，既属于特色民俗型，又属于建筑遗迹型。但由于各种原因，古镇内的多种民族传统风俗后继无人，一度出现断层现象。宣抚古乐从衰败到兴盛的转变就是古镇发展的一个缩影。宣抚古乐是傣族人在遇到重大民族节日，招待外来重要宾客时所演奏的一种傣族独有的宫廷舞蹈和音乐。然而到了20世纪80年代，由于现代娱乐方式的出现，使得古镇内的人们不再愿意传承这种古老技艺，这种传统技艺面临着失传的困境。然而就在此时，古镇中涌现出了一批以傣族老人岩温罕为首的宣抚古乐的传承人，他们到处搜寻遗失在民间的乐谱，对宣抚古乐进行抢救和保护。同时他们打破了傣族音乐不传外人的传统禁忌，吸收其他各族喜欢古乐的年轻人加入乐团之中。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与传承古乐，古镇人民在城中搭建了一个专门用来演奏宣抚古乐的舞台。现如今，宣抚古乐已经成为古镇旅游发展的一张名片。从此，古乐有了传承下去的希望，古镇也有了发展的新希望，这也是古镇传统文化与现代旅游融合的魅力与成果所在。
在之前，宣抚古乐以优美的旋律承载着古镇悠久而古老的历史；而现如今，它不仅记载着古镇悠久而古老的历史，还承载着古镇发展的新希望，承载着古镇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之情。宣抚古乐已经不仅仅是传统的傣族人在重大节日招待贵宾时所演奏的一种傣族宫廷舞乐，它已经成为了古镇悠久历史文化与现代新兴旅游文化的熔炉；同时宣抚古乐也不再是一个民族秘而不宣的独门乐章，而是成为了中国56个民族乃至全世界的宝贵财富；宣抚古乐的传承人也将背负与承担着更大的责任，他们传承的不再是某一民族的文化遗产，而是整个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在古镇内的其他传统手工艺人，也以一种海纳百川、和谐共存的姿态，摒弃各自的门户之见，携手合作，不仅让更多的传统技艺得以保存，更多的文化遗产得以恢复，而且也让这些技艺、习俗成为古镇发展的一张张名片，成为古镇旅游的一个个亮点。此外，古镇也引入了现代市场化机制，发挥政府、企业和古镇居民三者的积极性，建立完善的旅游产业结构与古镇保护机制，形成古镇文化遗产保护、古镇文旅融合发展、古镇居民安居乐业的良好局面。
（三）文脉的变迁：土城古镇
贵州省土城镇具有悠久的历史文化，便利的水路交通条件决定了其自秦汉以来便一直是周边地区重要的商品集散地和货运码头，商业文明繁盛。同时，土城还是中国红军长征的见证者，保留有大量的革命遗产。因此，土城古镇兼具交通贸易型和军事革命型两种特色。
土城，城如其名，自古便有一种“坚韧执着”的精神蕴含其中。古时候的土城人民以鲟鱼为图腾信仰，鲟鱼要历经千年磨难才能化龙，鲟鱼化龙的背后蕴含的就是早期土城人民坚韧执着的精神品质。从那时起，这种精神品质便代代相传。1935年，国民党反动势力向红军发起了凶猛的进攻，中国革命到了最为急迫的时候。在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同志带领广大工农红军路经土城，打算以土城易守难攻的有利地形阻击敌人。土城人民不畏艰辛，有物捐物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有力出力，为红军在青杠坡战斗给予敌人重创发挥了巨大作用。在随后红军一渡赤水中，土城人民将家中门板拆卸下来制造浮桥，帮助红军顺利渡过赤水河。土城人民的坚韧执着与勇敢智慧帮助当时的中国革命从被动到主动，对中国红色革命的胜利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一时期，土城“坚韧执着”的传统人文精神有了新的注解，红色基因与红色文化成为了其新的组成部分，也是土城“坚韧执着”传统人文精神的新的延续。当战争的硝烟散尽，古镇人民又恢复了安静祥和的生活。而在这时，“坚韧执着”的传统人文精神又有了新的内涵。土城人民与当地政府一道，在原有的传统古建筑之外，建立起了一条现代化的新街区；同时还将土城传统的人文精神与现代艺术相结合，创作旅游文创产品，打造土城自己的旅游品牌。近些年来，土城人民在遗址的基础上，以保护和发展为核心，以红军四渡赤水为主题，建立了红军纪念馆群，包括四渡赤水、红军医院等纪念馆、毛泽东、耿飚长征陈列室等红色场馆，此外还有革命烈士陵园、红军总参谋部和司令部旧址、以及毛泽东住居旧址等24处具有革命纪念意义的场所。此外，当地政府还对古镇及其周边的交通进行了改造，尤其是在赤水河边修建了一条旅游通道，以此来完善与联结土城的旅游配套设施和产业结构，促进土城的产业融合。土城人民与当地政府一道将红色基因与现代旅游有机结合，使土城成为全国有名的红色旅游胜地，这是土城人民文旅融合的重要举措。这同时也是土城人民“坚韧执着”传统人文精神在今天的展现，他们以不怕输、不服输的精神，在市场化的浪潮中敢于创新，敢于实践，将古镇内的文化遗产创造性转化，将遗址转化为纪念馆，将传统文化融入现代旅游产品，不仅传承了文化，创新了文化，而且赋予了古镇新的内涵。
历经千年，土城形成了“坚韧执着”的传统人文精神，这种精神正是土城人民留给我们的最为宝贵的文化遗产。现如今这种文化遗产依然在土城中继续传承，流淌在土城人民的血液中，成为了他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土城文化、红色文化以及众多的历史遗迹在这座城市并未显得格格不入，而是以坚韧执着为核心，在不同的时期展现出不同的功能，产生新的结构。在传统社会中，“坚韧执着”以其最为朴素的精神品质发挥着最为朴实的功能；在近代革命时期，红色基因融入“坚韧执着”的传统人文精神中，使其成为红色文化的一部分，帮助革命红军渡过难关；在当下，“坚韧执着”的传统人文精神中又融入现代创新精神，将土城的传统与现代社会完美融合，从而使古镇呈现出坚韧执着的传统人文精神、红色文化、现代旅游文化三者有机结合的新局面，向世人展现土城人民不畏困难、勇往直前、敢于创新的精神，也让土城这座千年古镇在文旅融合的发展中熠熠生辉，依然年轻。
五、结语
通过对贵州省雷山县西江镇和云南省孟连县娜允镇的案例可知，历史文化名镇在不同的历史发展时期会产生相应的新的功能，而这些新功能又会催生新结构的产生。西江古镇从开始的传统农耕文明到形成完整的现代化旅游产业，对古镇定位的变化与古镇功能的改变推动着古镇新的产业结构的产生，同时对于少数民族地区人民的区域性脱贫致富具有重要意义。从娜允古镇转型的案例可知，古镇的发展不应再拘泥于传统观念的束缚，传统观念与现代思维的碰撞有利于古镇及文化遗产的传承与发展，现代表演方式也有利于其保持生机与活力。在土城古镇的案例中，土城及文化遗产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功能与结构。以“坚韧执着”为代表的土城精神遗产，在古代社会中，表现为其原本的含义；在红色革命中，则以红色文化为主要表现形式；在现代社会中，则以创新文化为其主要表现形式。在土城古镇发展的过程中，其内部各文化遗产的功能不断地被时代所塑造，进行转型，同时在新功能的推动下又产生新的结构。历史文化名镇新功能与新结构产生的过程，是古镇内各产业融合的一个过程，也是传统文化遗产与现代旅游发展融合的一个过程。
此外，在“传统-现代”转型过程中，我们不仅要看到历史文化名镇转型发展的优势面，即有利因素，还要注意总结历史文化名镇在发展中的劣势面，即存在的问题。历史文化名镇的转型和文旅融合发展是一个整体性、系统性工程，构成这个“工程”的每一个组成部分和组成元素都十分重要和关键。笔者认为历史文化名镇在“传统-现代”转型和文旅融合发展的过程中主要存在两个方面的问题：第一，文化自觉问题。“历史”是时间的产物，“文化”是传承的结果。在历史文化名镇转型发展过程中，当地民众往往无法认识到自己所在地区历史的重要性，无法了解到自己所传承文化的宝贵性，这就导致了他们只能以“不自觉”的状态对待历史，对待文化，这种做法产生的结果是无法预测的——或遗失，或传承。然而历史文化具有唯一性和难以复制等特点，一旦遗失便很难再复原和寻回。第二，传承问题。在历史文化名镇“传统-现代”转型过程中，当地政府、企业、家庭、个人在传承与发展历史文化遗产时经常会出现“拧不成一股绳，攥不成一股力”的现象，导致历史文化遗产无法得到很好地保护，从而出现“断层”、消逝等现象。历史文化的东西不是靠一个人、一个群体或者说一条政策法规就可以保留和传承下去的，它需要通过多方协同、多方协作的方式建立起“个人-国家”自下而上和“国家-个人”自上而下相互配套的历史文化传承渠道和传承机制。
每个民族地区历史文化名镇都各有其特点，应因地制宜，根据历史文化名镇特色来制定发展方略。但从根本上来讲，民族地区历史文化名镇的转型发展又具有一定的共性，它们都面临着同一个问题，即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过程中文化遗产间的关系问题。文化遗产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只有对立与趋同两者状态，并存、连续、联结等也都是文化遗产在“传统-现代”转型过程中会出现的状态。走出“二元论”，充分理解习近平总书记所提出的“创新性保护、创新性发展与创造性转化”，这都有利于名镇的转型发展。同时从新古典“结构-功能”的角度来看待名镇的现代化问题，对于我们研究文化遗产转型发展的案例具有一定的启迪作用。以上历史文化名镇的实践基本贯彻落实了习近平总书记所提出的方针，不仅保护了文化遗产，发扬了民族文化，而且将文化传承与旅游发展融合在一起，兼顾了文化遗产的发展与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使得两者互惠互利，达到“双赢”和良性循环发展的新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