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到加拿大传播学者赵月枝教授的邀请时，我在迟疑，到底去不去呢？但最终买了飞往杭州的机票和通往缙云的列车票。去年十二月，我曾请她到我们学院来讲学。她在缙云进行的乡村研究院的实践活动引起了我的兴趣。另一个原因则是她给我说过，缙云是轩辕黄帝飞身之地，民间还有很多祭祀活动，正好这次就赶上了。
这两年，我一直在关注中国文化复兴问题，去年专门去山东曲阜拜谒了孔子，这次正好去拜谒这位道家文化的先祖。而这两个问题，在我看来，根本上还是一回事，既中国人如何面对我们脚下的大地和大地之上流传着的传统文化。
既要去，便思考去讲些什么。
缙云县
缙云简称缙，隶属浙江省丽水市，是“革命老区县”、“中国麻鸭之乡”。
何为乡土文化？
2010年，我去复旦读博士的时候，上海正在搞世博会，宣传语是“城市让生活更美好”。那时，我已经四十二岁了。这个宣传语让我思考了很久。尤其是我刚去上海时，每天都有过去的文友叫聚会，于是，从复旦打车，穿过黄浦江去浦东吃一顿饭，聊些过去的往事，喝得五迷三道，然后再打车回到复旦，每天要花去三四百元的打车费。再看看那里的房价，每平米三四万，我立刻打消了要在上海生活的念头。
这还不算，当我在深夜坐着出租车穿行于空洞而又灯火繁华的上海滩时，刹那间觉得生活在哈里·波特电影中的魔城。每夜如此。这种感觉在2007年的北京也有。那时，北京在迎接奥运会，大搞建设。深夜两点，我坐着车在北京城里穿行时，产生了深深的恐惧。街上灯火通明，行人极少，那些摩天大厦睁着混凝土的眼睛仿佛在吞噬着我。我在想，那么多小方格里，都栖居着一个个人类的家庭，可是，我的小方格在哪里？
一位美国的华裔学者看到上海的城市建设后对我说，上海现在已经是真正的国际大都市了，美国、日本的大城市都不一定比得过它。但他又说，不过，日本的东京还是文明程度高，一方面，他们的人口众多，比上海的要多得多，另一方面，他们的市民素质很高，街上都没有喧哗者。是的，这是我在东京看到的。我反问道寻根文学文化观念，日本和西方变成了那样，难道让我们也变成那样一个压抑的城市，比人口，比压抑，比精神病患者谁多？然而，无论我怀着怎样的反对也无济于事，因为世界正在超着欧美与日本的样子建设着，并试图超过他们。这就是我们的城市。
在北京和上海，我常常怀着极大的兴奋去看望过去的老朋友，每一次都遭遇极大的打击。在兰州，你会把最好的酒拿出来，叫上最好的朋友陪他们，然后放下一切重要的事情，陪他们高兴。但在这里，你想再一次掏钱请他们吃顿饭都是很难的一件事。他们似乎也没有要回请一下的愿望。起初我是有些生气的，但后来在那里生活了一段时间，便不再生他们的气了。再后来，到北京和上海去，就尽量地不打扰到他们。他们其实生活得极不容易。
在那样的大都市，我没有感到城市让生活更美好。它们使人异化，使人冷漠，使人无可奈何。每个人都在丧失做人的基本品格。那个时候我就在想，什么样的城市适宜于人呢？肯定不是北京、上海这样的大都市。肯定是今天被排在三线、四线甚至五线的城市。比如我的故乡凉州。那几乎还是一个熟人社会。城市里每天发生的大事，第二天就都传到大家的耳朵里。谁做了坏事，人人都知道。在那样的城市里，每个家庭都热爱着生活，每天都在相聚，想使家人吃得好一些，晚上要跟朋友们聚会，周末要去乡下帮助父母尽孝心，有了困难帮忙的朋友多的是。人与人之间是相爱的，亲戚与朋友是经常要来往的，而不是相互躲避的。每次回到那里，我就仿佛觉得到了世外桃源，忘记了一切烦恼，每次都要下极大的决心才回到兰州。兰州是一个二线甚至三线城市，就已经很冷漠了，何况那些一线城市？
那么，那样的城市为什么好呢？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后来我慢慢明白了。因为在那样的城市，还弥漫着一股乡土的气息，还有人情味。中国人的传统观念还在支配着社会，在维系着人与人的一切生活。可是即使如此，我的父母亲还是不愿意生活在凉州城里。我们给他们买了房子，空置了三年，直到母亲病了后父亲才愿意到城里。但他们也只是度过冬天，一到春天，他们就急不可耐地回到乡下。像候鸟一样。在城市，他们无事可做，心里空荡荡地。即使他们每天都在为子女和孙子们做饭、劳动，但他们仍然感到双手是闲着的，因为他们没有亲手从地里把下萝卜和韭菜，并洗去把出来的泥土。即使他们每天都把凉州城走遍，可他们仍然觉得脚是不踏实的，因为他们没有踩在故乡的土地上，鞋上没有沾染泥土。即使他们拥有再多的钱可以买粮食，但他们仍然要种一些自己吃……总之，即使城市的生活再美好，他们也还是愿意回到大地上。回去后，他们是忙碌的。他们会买几只鸡和羊，在院子里种下很多菜，在田野里种上粮食——即使它们都是赔本的买卖。他们愿意与邻居生点小气，第二天又端着做好的饺子去和好。他们愿意围在故乡的大树下乘凉，谈谈在地上的一切消息。大地让他们踏实。风吹在他们的身体里。火热在心头。他们不用流浪在城市。
可是，我们呢？我们这些寄生于城市，又在为寄生的城市出谋划策让它更离大地远一些的知识分子呢？乡土与我们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我们还是乡土里生乡土里长的那些穷孩子吗？我们还理解生我们育我们的大地吗？
乡土到底是什么？仅仅只是家乡的那片风景？还是那座小院子或在那里生活的父母？抑或是浩荡无垠的田野？那么，乡土文化又是什么？
我又一次翻开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我在图书馆匆匆拿起过这本书，但仅仅也只是翻了几页，就扔下了。那时，我是乡土文化的反叛者，是故乡的叛徒。那时候的大学生几乎都是。路遥的《人生》、《平凡的世界》中的主人公都是我们那些乡土的儿子们的代言人。我们迫切地想生活在城市。我们极力地批判农耕文化，赞颂海洋文化及在它之上生长出来的商品文化。我们批判忠孝，嘲笑礼义，蔑视廉耻。谁强调道德，谁就是我们的敌人。生活就是如此地不可思议！今天我总在反问，为什么我们会那样？可为什么我们又会一点点地重新认识大地，重新亲近自然，重新捡起大地上那些古老的脚印？
我们这一代人，必然要重新回答何为乡土文化和如何复兴乡土文化的命题。所以，我又一次重新阅读两个人的作品。一个是鲁迅。再也不是过去的顶礼膜拜，而是反思。另一个则是费孝通。他的《乡土中国》虽然也是现代性背景下重新改造乡土的思想，但是，他对乡土的认识是另一番景象。他没有鲁迅那样一种对乡土的恨，相反，他似乎是深深地理解。鲁迅是要革命，他是改造。他更温和一些，所以阅读他的作品，就更觉亲切、温暖。看他的简介就会明白一些缘由。他本来生活在江苏吴江县城的一个传统知识分子家庭，后来受梁漱溟之邀，到山东邹平县参加乡村建设工作，这使他接触了真正的乡村。但是，这个曾经也是要学医的青年，却从乡村出发，去理解整个古代中国。他是庄子所讲的那种能够顺藤摸瓜、庖丁解牛式的解剖中国。如果说鲁迅是用超人意志强力改变中国的话，费孝通则是以太极的方式来解决中国的问题。
费孝通把他的这种思想集中于《乡土中国》这本薄薄的册子中，不是那种大而全的通论，而是靠灵感、靠感性的生发而随意勃发的，但它恰恰以这样的随意性柔软地打动了每一个中国人。七十多年之后，在深夜，我读着那些似乎是在田垅间长出来的句子，格外亲切。是的，乡土不是乡村的代名词，而是一种与大地紧密融合在一起的文化、生活。
于是，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乡土文化是一种根植于大地，在大地上建立乡村、城镇、礼仪、制度、庙宇，并且以此而建立起一种天人合一的关于自由、幸福的文化。有完善的宇宙观、人生观、伦理观的文化。有可供人们学习、思想的一系列经典文化，如《易经》、《道德经》、《论语》、《庄子》、《中庸》、《礼记》、《诗经》、《乐经》等，它帮助人们理解天地宇宙、大地山川、人类社会以及人的小宇宙（身体）。
从根本上来说，它就是钱穆所讲的与海洋文化、游牧文化相对应的三大文化之一的农耕文化。再说小一些，它就是中华传统文化。
所谓乡土文化的复兴，实际上就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复兴。它不是复古。它是在今天这样一个全球化的背景下，重新评估西方文化主导的现代性文化在中国大地上流行百年之后的一种方法论，同时也是在寻找如何克服当今人类面临的民族矛盾、宗教矛盾、国家矛盾、经济矛盾、政治矛盾、人的自我矛盾等一系列问题的一种方案，当然，它更是我们作为一个中国人重新寻找血脉、重新寻找天地大道的必由之路。
迷途中，我们必须像伏羲、亚伯拉罕一样重新仰望星空、俯首大地，去寻找人与宇宙新的准则。
迷茫中，我们也只能问计于先哲。
乡土文化
中国的乡土文化源远流长，而广大农村则是滋生培育乡土文化的根源和基因。
乡土文化何以“湮灭”
在关于乡土文化复兴的论坛中，我听到很多有志向的学者都在思考如何改善我们的乡村，他们大谈资本主义，大谈革命建设，尤其是那些80后们满口都是这些词语。有一刹那，我疑心自己穿越到了上个世纪前半叶。他们使我再一次思考，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我们身处一种什么样的历史和现状。费孝通说的那个乡土中国还存在吗？如果存在，我们是拿什么去改造乡村？还是让乡村来照亮我们？如果那个乡土的中国已然不存在，那么，复兴乡土文化还可能吗？如果连复兴乡土文化都不可能，那么，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又从哪里着手呢？
那些青年，那些城市里长大，且在国外学得一身理论的青年，他们思考的很多问题都让我思绪不断，然后便陷入长久的矛盾与思考中。
有一个圆桌会议是我主持的，主题是李大钊在上个世纪初提出的一个口号：“新年啊！速向乡村去”。老实说，他们谈得都非常非常好，且让我一夜之间觉得仿佛穿越到了“五四”的前夜。然而，当我从缙云回来的这些天里，我又一直在想，我们这些五六十年代生人，和今天的80后、90后青年，在谈到乡土文化时，还是一个概念吗？甚至于，我们这代人，包括70后，与费孝通先生他们那代人所理解的乡土文化，也还是一个概念吗？
显然是不一样的。一切的东西都处于变动不居之中，一切的一切都在流变中。有些东西消逝了，有些东西又生长了，更多的东西则与新的事物、思想融合而形成新的事物了。这世界一刻都未曾停下它行走的脚步。
今天的青年，当他们踩在大地上时，会一样看到那客观存在的乡土，但一定不再是前代人或过去时代人的乡土了。是的，乡土还是一样的乡土，但乡土文化却流散了。当贾平凹在写《秦腔》、《古炉》、《极花》时，他一次又一次地告诉人们，他在为家乡立传，在为乡村立传。他在一遍又一遍撕心裂肺地唱着乡土文化的悼亡曲。寺庙早被拆了，秦腔没了，维系着乡村社会的民间信仰以及道德文化艺术全都一一崩断，散尽了。今天的城市青年，到乡村去只能看到一个衰亡的大地，早已不是流淌着传统文化的诗意大地了。海德格尔强调过的人与大地的冲突，也许根本不是在欧洲，而是在中国。诗意的栖居早已不在了，那么，大地的尺规又在哪里？人类生活的尺规又何以建立？
重新分析鲁迅是很有意义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是多么浪漫的回忆，可是，鲁迅的记忆里，乡土也仅有这点是温暖的，其它的一切都显得沉旧、破败，是可恶的。与润土的童年是幸福的，自由的，可青年就不同了。如果说鲁迅是现代性文化的代言人，那么，润土就是古老的乡土文化的代言人。他们之间出现了巨大的鸿沟。
从未留过学的沈从文则呈现的是另一种乡土，那种自然与人混然为一的诗意世界还在，那种古老的民间道德还在，但边城已经开始晃动了，裂开了。
然后是既进行过乡间教育又留过洋的费孝通。在他的胸怀中，存在两个世界，一个是他去过的欧美世界，代表了激进的现代性文化，另一个则是古老的保守的乡土中国。从他的《乡土中国》来看，他对乡土既是理解的，也是批判的。他不是那种激烈的革命家，什么都要彻彻底底，他是那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包容性格。所以，在他的世界里，乡土文化不光是乡村的文化，同时也是整个古代中国人的文化。中国人就是以那种方式在生存、发展、生老病死。但它需要改革，这是费孝通写《乡土中国》的潜在目的，不过，他是顺着纹理进行改革。先要治理贫穷。除了费孝通，也许我们很难再看到那个年代那样理解中国的。几乎所有的文学作品都是现代性支配下的写作，即使是赵树理那样的写作，也一样有着对乡土文化的革命意志。
另一方面，从今天来看，《乡土中国》又是那个时代发出的异声，是对现代性文化既呼应又批判的声音，只不过，他是慢条斯理的，是讲道理的。阅读那部作品，也许我们会潜在地发现中国二十世纪上半叶乡土文化是如何被异化、压抑和消解的。
在那个时代，还有一个人是必须要提到的。他就是钱穆。当然还有梁漱溟，但钱穆在后来的影响更大一些。钱穆是现代性席卷中国大地时少有的以世界眼光来分析和判断中国传统文化，甚至力挽中国文化即倒于狂澜中的儒家知识分子。如果说，以胡适等留洋学者代表了那个时代全面西化的一支强势力量，而鲁迅、李大钊、毛泽东等知识分子则代表“拿来主义”的中间力量，那么，钱穆、梁漱溟等少数知识分子则代表了那个时代坚持中国传统文化的弱势力量。乡土中国的声音是极其微弱的。
二十世纪中叶的“批孔”、批判唯心主义哲学、批判封建思想等“破四旧”运动，从制度层面对乡土文化进行了一次大清扫。中国大地上的土地崇拜以及与此相关的礼仪、乡俗、宗教等精神现象被肃清或压抑。去年7月底，我从千里之外去拜谒孔子。讲解员告诉我，1966年底，北京师范大学“调干生”谭厚兰以中央文革小组名义，带领井冈山的200余人，到山东曲阜又联合当地造反派数千人寻根文学文化观念，召开了捣毁孔庙的万人大会。经过近一个月的捣毁，共毁坏文物6000余件，其中包括国家一级保护文物的国宝70余件。我问孔子的坟被挖了吗？讲解员说，刨平了，因为坟里面到处都是树根，没法挖，还动用了雷管和炸药，孔子的坟被炸开，黄土四溅。我不想再问下去了。我看着已经被修复的孔子坟茔，虽然比一般的坟要大一些，但也不过稍大一些而已。它比上那些帝王的坟茔就不算什么了，但是，他身后浩浩荡荡的孔林，则是天下任何帝王都不曾拥有过的繁华与光荣。这个代表中国传统文化重要一脉儒家文化的圣人，都遭遇了如此的肃清运动，其他人就更不用说了。
乡土文化面临的第三个时期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随着改革开放，对西方文化新一轮的崇拜、引进，导致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彻底清理，尤其是在现代性思维的支配下，农耕文化再次受到根本性的质疑、批判。无论是张承志的《黑骏马》，还是张贤亮的《绿化树》，都有一个从城市里来的青年与乡村（草原）女性的爱情故事，但其结果都是悲剧。大多知青文学、寻根文学在今天看来，同时也是社会学文本。
但随着西化的进一步扩大，便应了《易经》中的那句古话，否极泰来，知识分子中终究有一批人开始重新思考乡土与中国传统文化。陈忠实的《白鹿原》便是代表。虽然陈忠实对白嘉轩也抱着非常矛盾的心理，但这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第一个正面描写中国乡村儒家文化坚守者的一部小说。然而，我一直在想，白嘉轩在新中国成立后该如何生活？他又如何坚守儒家的那套道德法则？进一步讲，如果把他放到今天，让他生活在今天，他又将如何生活？他是不是要放弃自己的理想、道德？答案似乎在后面。在他之后，很多作家都重新来审视乡村，但大多都是以缅怀甚至悼亡的心情来写乡村的。在贾平凹的《秦腔》中，代表儒家精神的仁义礼智四兄弟的相继去世，其实也暗指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在大地上的湮灭。
随着互联网信息社会的来临，时间似乎越来越快，大地也越来越荒芜，现代性带来我们的问题也日渐突出，在这个时候，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重新思考中国传统文化，也开始寻找中国新的命运。而乡土文化的复兴，则是一个大的命题。它应和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使命。
费孝通
费孝通（ 1910.11.2-2005.4.24），江苏吴江（今苏州市吴江区）人，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社会活动家，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奠基人之一
乡土文化复兴的可能
首先，乡土文化根植于古老的宇宙观，这种观念在今天不但未变，而且得到了更为成熟的论证。中国人在漫长的历史中，根据经验和智慧，认识到大地与太阳的关系是影响四季轮回、生命生老病死的根本原因，所以发明了夏历，又分出二十四节气，并根据此创造了一系列的文化，比如《易经》、中医、《黄帝内经》等等。这些根本性的理论指导中国人度过了漫长的岁月，并创造了灿烂的文明，直到十九世纪。如果我们要否定中国传统文化，那么，首先就要否定这些根本的理论。
事实上，我们发现，即使生活于城市，但我们周身都是大地与自然，我们与天地之间的关系并未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而且西方的科学理论进一步证明了太阳是影响地球上动植物的主要力量。即使宇宙多么浩瀚无边，地球多么渺小，天人合一仍然是我们浑然不觉的存在之状。我们寄身于城市，对天地自然的变化不再熟悉，而对西方引进的科学顶礼膜拜，一切都以科学为准则，这一切都因为我们对古老的乡土文化的否定。我们自身存在的一系列问题，尤其是人与人、人与自我的问题越来越突出，也是根植于我们过分地依赖现代性文化的原因。天道未变，可人伦乱了，何也？是因为我们对天道的迷茫。所以，乡土文化仍然是我们在宇宙天地间的首选。
其次，乡土文化所代表的农耕文化是解决今天人类世界一些根本性冲突的良药。宗教冲突、神学与科学的矛盾、人类中心主义观念导致的生态危机等一系列问题，在今天越来越突出。这些问题都是西方文化所无法解决的，但恰恰是中国传统文化能够应对和解决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包容合和观念、中庸思想、天人合一的生态理念等都是解决这些矛盾的大法。联合国的一些文化理念，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理念高度契合，这也从很大程度上说明中国传统文化的最高理念是今天人类的最高理念。尤其是自“911”以来，世界慢慢地形成了三大文化格局，处于强势的是美国为首的基督教文化，处于弱势的是伊斯兰文化，处于中间状态的是中国文化。欧美国家与伊斯兰国家已经构成敌对势力，而能够调和这两种关系的是只有中国文化。虽然中国传统文化的符号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丧失殆尽，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仍然弥漫于每一个中国人的血液与呼吸中。不仅仅是中国需要向强势文化学习，整个世界也需要向中国学习，以此来消弭宗教间的战争。
最后，人类自身的一系列问题需要回到人与大地、自然的关系中去寻找解决的方法。老子云，“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此乃中国人古老的人生法则。天人合一的观念就是从这里得来的。《易经》中的祸福相依、此消彼长、否极泰来等一系列方法论，是解决人生问题的最好法则，也就是中庸之道。中医理论也许不能治疗一切疾病，但它是根植于乡土文化并且对古老哲学进行运用的一种医道，不仅关乎身体，还关乎心灵。这些方法不是来自于某种宗教，而是中国人向大自然学习得来的智慧，也许这才是今天强调科学的人类所需要的最好法则。
总之，乡土文化是解决今天人类社会的一剂良药，但并非唯一的良药，更非万世良药。任何一种文化都有产生、壮大、完善的过程，也有病死、僵化、老死的过程，无论是海洋文化和游牧文化，还是农耕文化，当然，也有其新生的可能。基于此，我们不能说所有的中国传统文化都是好的文化，更不能有简单的复古观念，而是在对乡土文化进行革新的可能中，来重新建设一种二十一世纪的全球背景下的乡土文化。
此文发表于《光明日报》2017年1月6日13版，发表时有删减
徐兆寿
参加第二届合阳论坛暨“乡村、文化与传播”学术周——乡土文化复兴：机遇与挑战
